經濟學畢業論文-論縮小貧富差距與和諧社會的構建

　　摘要：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貧富差距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影響下呈逐步拉大的趨勢。縮小貧富差距是建設和諧社會重要基礎的內涵。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關鍵是制度，只有從市場行為、稅收、就業與社會保障方面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從根本上縮小貧困差距，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關鍵詞：和諧社會;貧富差距;制度安排。

　　貧富差距的適度存在是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現象[1]。在西方發達國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財富一般是最貧困的20%人口的6~7倍，而在美國這個比例甚至達10倍。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一直保持著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市場經濟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與此同時，貧富差距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影響下呈逐步拉大趨勢，其分化程度已遠遠超過發達國家水平。如果將收入界定為由工資、工資外收入、實物補貼、福利、資本收入與贈予等構成的話，那么富裕階層與貧困階層的收入差距將更大[2]。學者們認為，當前正是我國社會轉型時期，也是現代化發展關鍵時期，同時也是社會問題多發、社會最不穩定時期[3]。如果制度得當，則能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順利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反之，則會出現現代化過程中的“拉美化”現象：經濟社會發展脫節，社會各階層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加劇，社會經濟發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蕩和倒退。在該時期，妥善解決好貧富兩極分化的制度問題，對于黨提出的和諧社會建設，意義十分重大。

　　1　我國貧富差距現狀的分析。

　　1.1　相關數據分析。

　　對貧富差距現狀的界定分析，主要是從當前學者們比較認同的基尼系數分析與統計局的數據對比分析中反映出來。

　　1.1.1　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看，我國總體居民基尼系數在1994年達到峰值0. 389,而后有一定水平下降(1996年0.375,1997年0. 379, 1998年0. 386)，到2006年又回升到0.397。而社會學家的調查數據顯示差距更大： 1980年，中國大陸的基尼系數約0.3,到1988年城鄉合計的基尼系數也只有0.382,但到了1994年的0. 434以后逐年攀升， 2005年為0.456,2006年0.457,2007年0.458,每年增0.1百分點[4]。

　　1.1.2　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擴大。統計數據顯示， 2006年，城鎮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25 410. 8元)是20%最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4 567. 1元)的5.6倍;農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人均純收入8 474. 8元)是20%最低收入組(人均純收入1 182.5元)的7.2倍。

　　1.1.3　農村內部差距擴大的同時，城鄉差距逐年拉大。1978年農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212 4,1994年就到了0. 32,1999年又上升到0. 336 1。從實際收入看，以2007年為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 5%,為1985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3. 33∶1,絕對差距達到9 646元，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

　　1.2　基于社會發展現實矛盾的分析。

　　1.2.1　政府財富增長過快，政府占有社會財富過多　2007年，世界銀行發布了2份極具震撼力的報告。第1份關于俄羅斯經濟狀況的報告指出，俄羅斯經濟增長是符合窮人利益的經濟增長。第2份報告涉及中國，在2001年至2005年間，中國經濟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但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人口的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 4%。中國30年的高速發展，積累了大量財富。從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后，政府財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農民人均純收入才增1. 2倍。在中國，超過76%的資產是政府擁有的，民間只有不到25%的資產。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曾載文披露， 2004年中國公車消費4 085億元，公款吃喝2 000億元，公費出國3 000億元，中國每年“三公消費”近9 000億元。因此，在政府過度占有社會財富、政府支出不受納稅人有效監督的情況下，納稅人事實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錢供養著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

　　1.2.2　社會財富通過權力尋租越來越集中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撰寫的《國民收入分配狀況與灰色收入》研究報告摘要指出：根據恩格爾系數和其他一些消費特征進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階層中存在大量隱性收入，目前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31倍，而不是國家統計局統計顯示的9倍。城鄉合計，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55倍，而不是按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推算的21倍。由于數據不充分，難以重新計算基尼系數，但肯定會明顯高于世界銀行計算的0. 45的水平。在中國城鎮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這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敗、土地收益流失、企業用于行賄的旅行和娛樂支出、壟斷行業灰色收入等，數額已接近3萬億元，占了4.4萬億元遺漏收入的大部分。這說明中國國民收入分配體系存在巨大漏洞和嚴重制度缺陷。

　　2　縮小貧富差距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

　　從以上數據中可以看出，貧富差距充分體現社會不公，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社會不和諧因素也在不斷增加。黨的十六大四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達到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目標，就必須按照公正原則，形成合理的分配體系，努力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這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各個子系統協調發展的重要課題。

　　2.1　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經濟和諧的必然要求。

　　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過大力發展生產力，努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5]。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和諧是整個社會和諧的基礎。沒有經濟和諧就沒有經濟效率，整個社會的運轉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質支撐。

　　在經濟系統內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各個環節必須有機銜接，順暢循環，否則，再生產過程就不能正常進行，整個國家的經濟將會出現負增長。國外的實證研究表明，在經濟收入差距過大的國家，經濟增長率趨于緩慢。中國自己的發展經歷也在很大程度上顯示了這一趨勢。首先，貧富分化必然導致需求不足、消費疲軟，容易形成經濟萎縮。經濟學理論認為，在既定財富規模條件下，分配越均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費的部分就越大。如果收入差距過大，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消費需求就不可能保持上升趨勢[6]。其次，貧富分化影響經濟結構的優化。從產業結構變動與發展的角度看，收入差距過大，財富過分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必然會出現產業發展自動圍繞小部分人的需求傾向。有限的資源及資金將主要流向奢侈品生產部門及相關服務部門，并形成畸形擴張。而窮人由于其收入低下，需求不足，用來滿足他們生活需求的輕工業部門以及以輕工業部門發展需求為發展基礎的機電等基礎工業部門必然相對萎縮，產業結構也必然無法優化。

　　2.2　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階層和諧的重要標志。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化，下崗失業人員也隨之增加，城市貧困人口已成為新貧困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利益關系方面講，貧富兩個階層間常常存在矛盾和沖突。特別是在市場經濟中，在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的作用下，改革的成本和代價并不是由全體社會成員來共同承擔，也不是根據各個利益群體在改革中的獲益多寡來承擔。在實際生活中，往往是居于競爭劣勢地位、而且在承受能力上特別脆弱的貧困階層承擔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和代價，為改革發展和富裕階層的崛起換取了時間和空間[7]。和諧社會則要求社會各階層之間應該具有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動結構。確切而言，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應當具有如下標志： (1)社會階層之間的相互開放和平等進入; (2)各個階層應當得到有所差別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報; (3)社會各階層之間應當保持著一種互惠互利的關系。如果能夠通過相關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建設起實現互惠互利的公正規則，在不斷增進高收入階層利益的同時，使貧困階層的處境也隨之得到不斷改善，逐漸縮小兩極分化的巨大鴻溝，那么，就能夠實現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團結和有效合作，避免階層之間產生不滿、抵觸甚至是反抗的惡性互動，營造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8-9]。

　　2.3　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社會穩定的有效措施。

　　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歷來是社會不穩定的潛在根源。剝奪理論指出，利益被相對剝奪的群體可能對剝奪他們的群體懷有仇視或仇恨心理。當弱勢群體將自己的不如意境遇歸結為獲益群體的剝奪時，社會中就潛伏著沖突的危險，甚至他們的仇視指向也可能擴散。猶如經濟學上的“木桶效應”，水流的外溢取決于木桶上最短的一塊木板，社會風險最容易在承受能力最低的社會群體身上爆發，從而構成危及社會穩定，影響社會發展的一個巨大隱患。近期，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均等，分配領域中很多不公正、非法的現象已經引發了許多沖突，如農村對非法收費的反抗，城市領域的勞動糾紛、社會犯罪等。如果政府在一段時期內不能將改革的利益較為均等地加以分配，一旦富裕階層與受損階層之間的差距變得不可接受，整個政權的道德基礎就將發生動搖。歷史經驗昭示我們，沒有哪個政權可以在經濟嚴重不平等下維持政治穩定。

　　而只有實現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各方面的社會關系才能融洽協調，人們的心情才會舒暢，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整個社會才會和諧穩定。因此，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注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實采取有效措施解決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努力“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