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畢業論文主要目的是培養學生綜合運用所學知識和技能，理論聯系實際，獨立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使學生得到從事本專業工作和進行相關的基本訓練。畢業論文應反映出作者能夠準確地掌握所學的專業基礎知識，基本學會綜合運用所學知識進行科學研究的方法，對所研究的題目有一定的心得體會，論文題目的范圍不宜過寬，一般選擇本學科某一重要問題的一個側面。下面是CN人才網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文學專業的畢業論文范文，歡迎閱讀。
篇一：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焦慮困境與出路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斷加強，社會文化生活也隨之發生了深刻變遷，使我們討論一些文學理論基本問題具備了外在的可能性，擁有了一個“發軔的環境”，但我們在吸收和接納的過程中走向了“濫用”和“泛化”的道路，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相關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進入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理論發展此起彼伏。從方法論熱到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再到日常生活審美化與文化研究熱，再到晚近文學理論的反思熱，文學理論研究已有長足進展，形成了多種理論觀點，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從另一個層面看，當代文論研究卻始終暗含著危機和被質疑的聲音，諸如研究對象邊界的模糊、方法的碎片化和研究的有效性等問題。錢中文先生在2012年中國中外文論第九屆年會上的致辭中，通過回顧當代文學理論的發展，指出這種危機的存在，認為當下文學理論處在焦慮與不安中，似乎一切還沒有真正開始，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再來。[1]換言之，中國當代文論患上了“焦慮癥”或“經驗貧乏癥”。本文擬在分析這種焦慮困境如何產生的基礎上，指出擺脫困境的出路。
一、“他者化”的影響而產生的“失語”焦慮
按理說，中國文論的整體形象實際上是我們自己對本土文學和文學理論認知的結果，其研究對象、言說方式和理論價值應當體現中國的時代品格和民族特色。但是，30多年來，形式主義、唯美主義、精神分析、存在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符號學、敘事學、后殖民理論、國外馬克思主義等西方文藝理論思潮在中國文論的土壤中生根發芽，成為文學理論研究成員共同探討的話題，即以西方的問題為自己研究的問題，把西方的規則奉為自己知識創新的規則。西方
文論就像“鏡像”一樣，只有通過它來觀看自己，最終形成自我的形象。在西方文論的話語空間中，我們似乎找到了研究的問題和方法，至于歷史語境、文學歷史發展變遷、邏輯起點等等是否與中國當代文學與文論的發展有相似、相通之處，彼此之間有沒有對話的可能，這些問題則沒有很好地考慮到。如果說，我們只是研究西方文學理論，研究其發展演變的規律以及討論其熱點前沿的問題，類似西方文學界研究中國文學一樣。但是，當這些理論主宰中國當代文論發展的時候，西方文論就像幽靈一樣，構成了中國當代文論言說方式的陰影。
美國當代文論家布魯姆寫過《影響的焦慮》一書。作者很好地吸收了尼采和弗洛伊德兩位非美國本土理論家的思想觀念，并把他們的理論成功地運用到西方傳統詩論的否定性研究中，向世人展示了傳統影響的焦慮以及超脫這種憂慮的方式，創造了獨樹一幟的“逆反”式批評理論。布魯姆給我們的啟示是，他者化的理論是自我創造新的觀念和方法的基點，在否定、抵制與接納、對話中，以現實的文學文本為依據，讓異域的理論話語在本土理論建構中釋放出新的生命力，實現理論的創生。筆者以為，這也是西方文論之所以不斷發展和革新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文學發展的基本途徑。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斷加強，社會文化生活也隨之發生了深刻變遷，西方各種學術資源在中國不斷傳播，使我們討論一些文學理論基本問題具備了外在的可能性，擁有了一個“發軔的環境”，按說應該成為中國文學理論發展和創生的契機。遺憾的是，精神分析、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后殖民理論等學術話語系統，我們在吸收和接納的過程中走向了“濫用”和“泛化”的道路。1996年國內學者提出的“失語癥”命題，就是對中國當代文論面對西方文論話語時發出的“集體無意識式”的責難，這也是中國當代文論患上“焦慮恐慌癥”的深刻表征。
中國現當代文壇，為什么沒有自己的理論，沒有自己的聲音?其最基本原因在于我們根本沒有一整套自己的文論話語，一套自己特有的表達、溝通、解讀的學術規則。我們一旦離開了西方文論話語，就幾乎沒有辦法說話，活生生一個學術“啞巴”。想想吧，怎么能指望一個“啞巴”在學術殿堂里高談闊論!怎么能指望一個患了嚴重學術“失語癥”的學術群體在世界文壇說出自己的主張，發出自己的聲音!一個沒有自己學術話語的民族，怎么能在這個世界文論風起云涌的時代，獨樹一幟，創造自己的有影響的文論體系，怎么能在這各種主張和主義之爭中爭妍斗麗![2]這番話把整個文論界壓抑已久的“焦慮不安”的精神窘境集中表達出來，展現出整個中國當代文論“焦慮恐慌癥”的面相。正如蔣寅先生評論道：“其實我感覺，近年‘失語癥’一詞的流行，已表明在這個問題上的確集中了學術界的某種焦慮。”[3]周憲先生也分析道：“其實是一種文化認同焦慮的表征。這種焦慮自近代以來像一個幽靈始終縈繞在文化共同體中。說穿了，這是一種對中國文化“他者化”的憂患意識。”[4]“失語癥”的提出以及對其分析的態度和立場讓我們共同體悟到：中國當代文論的焦慮癥狀就是西方他者的影響造成的。
我們知道，西方現代文論深刻影響了中國現當代文論的發展，包括王國維、梁啟超、蔡元培、朱光潛和宗白華等老一輩文學理論大家，他們深受西方“他者”文化的影響，能融通中西、匯聚古今，創造了中國現代文論輝煌的畫卷。但是，目前來看，作為“強者”的西方文論遮擋和壟斷了我們的注意力，使我們無法真正觀察和表達自己，在很多層面上“模仿”和“遷就”西方的文論話語，致使自己完全籠罩在西方文論的光芒中，一旦脫離這種光芒，我們就無法按照自己的邏輯去推理和求證，進而喪失了自己說話的權力和創新的能力。布魯姆在論述“影響”的負面效果時引用王爾德的話說：“影響乃是不折不扣的個性轉讓，是拋棄自我之最珍貴物的一種方式。影響的作用會產生失落感，甚至導致事實上的失落。”[5](4)筆者以為，“失語癥”的表述就能說明這一點。在西方他者面前，自我轉讓了自己表達的個性，對文學和文學理論的想象不再是從自己內心發出的真正屬于自己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論所發出的聲音的回音。 在對待外來文學理論的態度上，我們并沒有像布魯姆那樣去“誤讀”，去闡釋與過度闡釋，完成對西方文學理論話語的轉換，在交流與沖撞中提出新的命題或理論。“一些理論話語的引進，往往只維持一種話語的簡單復制層面。一旦某種話語不再流行，便毫不留戀地迅速撤離，轉入其他話語的復制工作中。這樣一種浮在表面的學術話語實踐方式，必然導致對話能力的喪失、話語轉換的失效。”[6]因此，在充分認識到這種簡單的復制對中國當代文論造成的“精神創傷”之時，也是文論自覺之時，失落感和焦慮感自然會從看似熱鬧的場面浮現出來。當再次面對西方文論的“他者化”影響時，我們不難覺察西方文論在中國文論面前像一個虛假的“鏡像”，像一個虛幻的“父親形象”，彼此之間充滿矛盾。一方面我們把西方文論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發展的重要參照系，對西方文論流派眾多、思潮迭起的發展趨勢心存敬佩，感嘆西方文論對西方文學史、文學發展變遷和文學文本的深刻認識;另一方面為了保持中國本土文論話語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對西方文論預先搶占了中國當代文論的建構空間而無法超越，表現出更多的擔憂、害怕和驚恐。如此一來，只要這種局面存在，中國當代文論患上“焦慮癥”也是必然的，這也是目前中國文學理論發展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