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集體記憶中的知識分子媒介形象是道義的化身，轉型時期知識分子的道德失范行為引發了其媒介形象的道德危機。唯有通過整個社會的集體反思，重建道德體系、重申人文法則，才能推動社會道德與信仰的良性回歸，促進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

　　關鍵詞：轉型時期　知識分子媒介形象　道德危機

　　近年來，不斷有身居高位的學術精英被媒介爆出各種丑聞，論著剽竊、履歷造假等，知識分子成為社會良知的拷問對象，知識分子媒介形象面臨道德危機。

　　道義化身——集體記憶中的知識分子媒介形象

　　知識分子媒介形象為大眾傳播媒介對客觀世界中知識分子群體的再現，大眾傳媒通過新聞報道、圖像、語言等多種元素構成對知識分子媒介形象的塑造，體現在知識分子的外在形象和內在品行、人格、氣質、精神等，展現知識分子的言論、學術精神、思想觀念、公共活動、私人生活等各方面。在民眾的集體記憶中，知識分子不僅僅是文化知識的傳承者，更是社會道義和倫理精神的承擔者，道義是知識分子的核心精神和內在特質。

　　西方學者認為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是人類基本價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維護者。在我國，知識分子在民眾心目中已經形成了一種崇高形象，成為一種美好的集體記憶。這種集體記憶來自于古代典籍、詩詞、小說、繪畫，到近現代報紙、雜志、圖書、文藝作品、紀錄片、回憶錄，再到當代視頻音像、電子書、互聯網等，歷史上多種豐富的傳媒手段記錄和刻畫了知識分子的媒介形象，這種形象經過長年累月的沉淀和打磨，留在公眾集體記憶深處的，是他們的道義精神和責任擔當。

　　在中國歷史上，傳統士大夫的儒雅之風深入人心，他們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志向，以“忠孝仁義禮智信”為行為準則，最突出的表現是天下興亡的憂患意識，以及追求真理和知行合一的道德實踐。近代以來，知識分子群體媒介形象的核心內涵也體現在倫理道德和精神氣質的高尚，1915年以后新一代知識分子如蔡元培、魯迅、胡適等，他們積極地介入傳媒，有著迥然不同的風度、情趣和氣質，卻在道德模式上保持著中國傳統士人的人格風范。知識分子的命運跌宕起伏，但無可爭議的是，他們是整個民族的精神脊梁、是國家社稷的命運寄托、是社會的道德典范和道義化身。社會轉型以來在主流新聞媒體的報道中，大部分知識分子群體以正直、博學、奉獻的主體媒介形象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同，但同時近年來不斷曝光的丑聞嚴重損害了知識分子的威望，知識分子尷尬地面對著媒介形象的道德危機。

　　道德失范——轉型時期知識分子媒介形象危機

　　上世紀80年代，知識分子成為整個社會的文化英雄和道德楷模，受到公眾的尊崇和敬奉。轉型時期在媒體的新聞報道中，知識分子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步步攀升，道德表現和操行標準卻步步走低。面對滾滾而來的市場浪潮，日益嚴重的以權錢為中心的社會風氣侵蝕了兩袖清風的知識界。在知識分子云集的學院內部，學術界的浮躁之風愈演愈烈，很多學術地位很高的學者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學者陳平原說：“一般人眼中的‘大學教授’，知書達理，清高廉潔，其人格與操守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的楷模。可惜的是，如此‘美好的想象’正在逐漸瓦解。”①

　　在媒體的報道中，幾十年前受人敬仰、學貫中西、滿腹經綸的真學者已經漸行漸遠，部分知識分子淪落為深陷學術丑聞的假學究。據媒體報道，近十年來，大學教師發表的論著數量獲得了空前增加，“學術衛星”不斷涌現出來。但事實上當今學界的學術水準令人擔憂：學術空疏，原創性研究成果少得可憐，全國范圍內能在某一學科領域居世界領先地位的學者更是寥寥無幾。

　　近年來媒體呈現的知識分子多種道德缺失行為已經遠遠超越學術問題，延伸到生活的各個層面。《南方周末》報道，方舟子事件發生后，作為主謀的肖傳國竟在博客上宣稱方舟子“報假案”，直至在機場被抓也氣定神閑，公開聲稱其人生目標是“積德、賺錢、報仇、打兔子”，把自己混同為綠林游民，用武力解決紛爭、用黑社會手段對付學術打假。有人說：肖傳國的悲劇，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當下知識分子道德情狀的一個悲劇符號。②這反映了當代部分知識分子的人格分裂和畸形心理，他們一方面承載著社會的道德重任，另一方面又抑制不住內心的沖動和狂熱，在道德觀念薄弱、師德低迷的現實環境下，滑向深淵，迷失自我。

　　轉型時期知識分子媒介形象道德危機的社會學解讀

　　知識分子內在精神分化。市場經濟從多個方面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全貌，這種改變不僅是經濟的、生態的，更是文化的、精神的。市場經濟總是以市場主體無休止地追求特殊利益或私利為內在驅動力，重功利的市場關系與超功利的道德價值之間不可避免會發生沖突。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政治、經濟、文化的同質性得到化解，社會呈現出多元、異質化的傾向，知識分子的階層也隨之分化。知識分子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思想分化是前所未有的，在思想上從價值態度、思維方式、政治取向上的同質性、共向性與板塊性，走向多元化，從“同一”走向“分化”。

　　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被認為是一個被撕裂的群體，很少有共同的利益，更無共同的精神目標、道義訴求，由于知識分子被分別嵌入了其他的社會階層，每個人的價值取向也隨利益分化而各有所求。理想、正義、公平在弱肉強食的名利場上顯得空洞而不切實際，市場經濟負面的東西，如傳統價值解體、人文精神流失、公共信仰缺位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知識分子現實世界和精神追求的分裂。市場經濟導致的社會觀念世俗化，社會的理想主義精神蛻化，政治意識淡薄，世俗精神高漲，功利主義盛行，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不再自覺地擔當人文理想和價值守護者與社會批判者的角色。精神思想上的分化使知識分子陷入思想上的困惑和精神上的無所歸依，他們中的有些人變得世故圓滑、消極妥協。當知識分子在精神上成為迷失者，內在精神氣質發生變化時，道德不再成為知識分子的金科玉律和精神支柱，按照學者資中筠的說法：知識分子已經失去了對道統普世價值的承載，③知識分子內在精神的分化為其媒介形象的道德缺失提供了深刻的注腳。

　　大眾傳媒報道知識分子新聞的偏差。就外部而言，大眾傳媒在報道知識分子新聞時存在偏差，在商業主義、消費主義新聞價值觀導向下，近年來部分知識分子的道德失范事件被媒體炒作放大，加深了公眾的直觀感受和心理體驗，使得知識分子媒介形象的道德危機表現尤為突出。中國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型進程中，消費主義文化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20世紀90年代以來，傳媒在傳播理念和傳播內容上表現出強烈的消費主義特征。媒體在報道知識分子新聞時，新聞價值框架和敘事框架追求報道內容的“可售性”，將知識分子作為可資消費的產品。在近年來發生的多個知識分子話題事件中，媒介無一例外將知識分子事件與其他有特殊趣味事件一樣，定義為新奇、古怪言論、反常行為等。比如在文學領域，傳媒更關注文學的事件、矛盾與沖突，熱鬧與否經常是傳媒選擇文學報道的標準。媒體所關注的，是文學事件，不是文學作品，是哪個作品引起爭議，有人告狀說他剽竊，或者作家自殺了，或者作品獲大獎，如果不是，單憑藝術性，無法擠進新聞版。④1996年以來，此起彼伏的文化論爭、文壇交惡與文壇訟事頻頻曝光于大眾傳媒之上，在媒介眼中，知識分子已經淪為和其他群體并無二致的肆意炒作的對象。

　　在知識分子整體道德滑坡、聲望下降的背景下，媒體不再一律以崇敬頌揚的敘述模式報道知識分子新聞，反而熱衷于曝光知識分子丑聞，如學術腐敗、道德失范、違法犯罪等。此類事件一旦曝光，往往被媒體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以滿足民眾的好奇心和窺私欲，這種高度商業化的娛樂化媒體的運作模式被清華大學李希光教授稱為“尖叫原理”，即熱衷于報道超出公眾心理預期的負面新聞，通過煽情的故事和意外的丑聞，推波助瀾、大肆炒作，甚至媒介審判，抓住受眾的眼球。事實上就全國幾千萬的知識分子群體而言，其負面新聞出現頻率并不高，但媒體的“高度關注”和“議程設置”引導了公眾輿論，漸漸摧毀了公眾對知識分子的道德期待，進一步激化了知識分子媒介形象的道德危機。現今在網絡上專家被認為是“磚家”，教授被稱為“叫獸”，尷尬的社會氛圍和社會評價使知識分子處于被公眾和媒體奚落的地位，社會的不認同加劇了社會的道德批判，也擴大了知識分子負面新聞的擴散范圍和影響面。

　　知識精英與底層民眾之間的鴻溝。在中國，知識精英與民眾的關系較為微妙。從歷史上看，中國人歷來有尊重讀書人的傳統，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改革，知識分子躍升為知識精英和社會優勢群體，成為改革開放的獲益者，與底層民眾的差距逐漸拉大。社會學家孫立平指出：知識精英與底層民眾在經濟收入、社會地位等方面差距愈來愈大，這種差距形成了兩類群體之間的疏離感，底層民眾對自身現狀不滿，對知識分子經濟地位、政治地位的升遷抱有十分復雜的情緒。

　　知識精英與底層民眾之間的差距和鴻溝，微妙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媒介報道知識分子新聞時的價值判斷和報道傾向。媒介善于迎合民眾的集體認知和心理傾向，最近幾年，媒體報道知識精英與民眾沖突的新聞增多，民眾與學者相互的不認同和摩擦在增加，精英的霸道與專橫，不顧別人的感受，造成了下層的民粹化，拉大了知識精英與底層民眾之間的心理距離。媒體報道中，面對走投無路的上訪戶，學者聲稱“99%以上的上訪戶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面對地震中的生離死別，文化明星發出“縱做鬼，也幸福”、“含淚勸家長”的矯情告白，這些尖銳的話語無疑深深刺痛了民眾脆弱的神經，對知識分子的道德批判日盛，由此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任何一條有關知識分子的丑聞或爭議性事件都可以引起草根階層的民間狂歡。因此在媒體塑造知識分子媒介形象的過程中，民眾并非被動的、默默無聞的接受者，而是深刻地影響著媒體的報道，媒體善于迎合公眾的心理來選擇和報道知識分子新聞，而大多數知識分子缺席于媒體之外，他們清高地面對著傳媒的喧囂，刻意地保持與傳媒的距離，媒介無法呈現他們的申辯和無奈。

　　轉型時期知識分子媒介形象經歷了深刻的嬗變，從單一的傳統刻板形象轉向多元化個性化形象，但同時也面臨著嚴峻的危機，知識分子由眾口稱道的精神導師演變為深陷道德丑聞的知識精英，其媒介形象的道德危機成為觸痛知識分子集體聲譽的最敏感神經。在現實境況下，一味苛責知識分子道德淪喪似乎缺乏公允，也許唯有通過整個社會的集體反思，重建道德體系、重申人文法則，才能推動道德與信仰的良性回歸，促進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同步演進。

　　注釋：

　　①陳平原：《有感于學術腐敗》，《學術隨感錄》，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1　頁。

　　②馬九器：《面對真相，有多少知識分子能反思》，《華商報》，2010年9月23日第25版。

　　③資中筠：《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炎黃春秋》，2010(9)。

　　④陳平原：《當代中國人文觀察》，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