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新發展
一、當前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發展的時代背景
(一)改革開放中國取得的舉世矚目成績
改革開放三十年間，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國不僅經濟實力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作為發展中國家，有著巨大的潛力，中國的綜合實力迅速增長，充分展現發展中的活力，我國一系列的發展中，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升，經濟總量提升，百姓的生活生平也有顯著提高，外交也充分發展，顯現出發展的活力，這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大進步，推動我國經濟朝著又好又快的方向不斷推動與發展。
(二)中國進入社會轉型期
中國目前處于發展的轉型期，當代社會發展進程中，我們的經濟水平提升到相應的一個階段，城鎮化、東西部發展問題、對外經濟發展問題，以及人們的信仰，在新的時期樹立新的價值觀，這些都是轉型時期人們所必須面對的，中國進入社會轉型期，人們的價值觀多元并存，矛盾沖突爆發，這些都是存在的重要問題，中國進入社會發展的轉型期，挑戰與基于并存，如何在轉型時期，把握好大局，樹立正確的發展方向，對于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意義，顯得愈加重大。只有在轉型期成功轉型，才會促進經濟更好地快速發展。這需要我們在新時期，對中國的全局與發展，以及所處的階段，有正確的認識和把握，清醒地認識目前所處的經濟與發展水平，不斷積極推進中國的改革向前發展，進步，只有這樣，中國才會實現更好更快的發展，中國的前進途中，實現共贏。中國在發展中，也不斷完善和豐富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理論，這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意義非常明顯，必然促進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與進步。
(三)改革進入社會深水區
中國的改革進入發展的深水區，經濟在發展中也存在一系列問題，經濟危機后，世界經濟發展疲軟，中國依靠廉價的勞動力和資源，在對外出口中占據的優勢越來越不明顯，依靠中國工廠，遠遠不能滿足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對于處于中國社會深水區的中國而言，前進面臨的挑戰，經濟增長速度有限，新的經濟帶動點還沒有出現，這些都導致目前經濟存在疲軟，與發展的桎梏，對于人們的經濟發展而言，人們要重視與關注經濟的發展，注重前進中存在的問題，對問題予以積極地解決和改善，對經濟進一步發展提供可供借鑒的經驗，進入深水區的經濟發展，需要人們進一步關注經濟的快速前進與發展，只有這樣，經濟才會迅速、健康快速向前推進，再能實現經濟的迅速轉型。而目前主要是實現經濟轉型，靠科技與技術，以及服務和創新，在經濟上發展，這將為中國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是中國長遠發展的重要戰略目標。
(四)價值觀多元并存的取向
轉型期的中國，價值觀多元并存，人們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也普遍陷于信仰危機，什么是追求的，人們的價值觀和意義是什么?這些是急需要解決的問題，也導致在社會發展中存在一些偏差。價值觀多元并存，是社會有活力與進步的表現，但也不得不重視思想與理性信念的引導，注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注重社會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予以積極地解決，這些是十足重要的，在前進中必須引起重視。而我國現在社會，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人們普遍陷于信仰危機，這是價值觀多元碰撞的結果，也是社會轉型時期所必然面對的。一方面暴露出改革進程中社會存在的大量問題，另一方面也顯示出社會發展的活力，價值觀多元并存，需要我們的核心價值觀進行積極地引導，使人們追求向上的經濟與發展理念，人們在經濟發展中，更加重視與關注經濟前進途中的問題，進一步積極快速的向前推進與發展。
二、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新發展
(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包括四個方面的基本內容，即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十八大首次提出，要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是當前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在中國的新發展，只有正確的意識，才會促進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引導中國社會不斷積極地向前發展的重要方面，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是凝聚人心，共同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重要精神指導，是凝聚力發展的重要方面，因此必須注重其建設。
(二)全面深化改革
在社會發展的重要轉型期，全面深化改革，是緊緊圍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黨建等六大改革主線，涵蓋15個領域、包括60個具體任務。《決定》中，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是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得以充分發揮，經濟處于基礎與核心地位。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在經濟方面，完善產權保護，推動社會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而政府必須增強其公信力與執行力，加強法制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建設。相應的優化體制改革，推進稅制的改革。而在城鄉一體化發展進程中，讓農民充分享受到改革發展的成果，也加大對農村的科學知識普及，成為新型農民。在經濟方面，尤其是開放經濟方面，放寬投資準入，統一內外法律法規，保持外資政策穩定、透明、可預期。內外全面推進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三)科技創新促動社會發展
科技是生產力，中國的當前經濟發展中，要充分展現科技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與意義。科技促動社會發展，使科技、知識等生產要素，在經濟上發揮的作用越來來越大，只有經濟發展不斷推動，人們的思維與時俱進，社會不斷前進發展的進程也會進一步加快，這對于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積極地推動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科技作用也愈加顯著，人們的物質和社會水平也將不斷提升，這對于經濟發展是十分有利的，必須加強中國的自主品牌建設，使中國在建設發展中的步伐、更好、更快的向前邁進。中國的知識品牌，也在不斷的前進發展與進步中，積極有效推進。
結語
我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在不斷發展，這個過程也在不斷地向前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在實踐中，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不斷源源不斷的動力，也在實踐中豐富、完善自身。充分顯現出這一理論的強大生命力，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實踐，也在這一理論的正確指導下，朝著更好更快的方向迅速發展。
篇二:論公共管理的內在批判性：一種政治哲學的視角
公共管理作為一種社會多元治理方式，賦予了政府、非政府公共組織以及公民個體以強烈的公共責任，以多元管理主體間內生的相互批判性確保了自我發展的動態均衡性，適應了從簡單線性行政管理到復雜多元綜合治理的發展趨勢。公共管理的內在批判性是在從傳統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范式轉換的過程中不斷呈現出來的，是參與公共管理的諸主體之間基于自我之公共實現的需求而實現的相互激勵性監督，是確保現代公共管理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公共環境并提供積極有效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重要表現，是現代公共管理實現自我超越性發展的動力所在。從政治哲學的視角來考察公共管理的內在批判性，將立基于現代公共管理實踐現狀的實然狀態，以問題意識關注公共管理發展的應然走向，是在實踐旨趣和理論規范相統一的層面上對公共管理的未來發展問題進行的積極探討。
一、從傳統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范式轉換：基于批判性增強的考察
傳統公共行政基于科層制而展開，重視的是科層組織設置和日常運行的規范性和科學性，強調上層組織對下層組織直接的指導和命令，突出了層級組織之間執行的重要性。在行政從政治領域中脫離出來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這種行政模式展現出了很高的行政效率，在很大程度上規治了“政黨分肥”的政治腐敗問題，代表了一種高度現代化的“政治—行政”運行模式。然而，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這種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遭到了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巨大挑戰，專注垂直管理的科層組織不斷在公共職能的整合中實現扁平化，公共物品的提供方式出現了民營化、市場化的趨勢，政府強大的“利維坦”地位正在改變成為社會多元治理中的一元，新公共管理代表了一種打破權威集權、實現社會分權的公共行政的后現代狀態。特里·L·庫珀將這種狀態描述為：“民主管理過程中，不可以有任何具有體系性質的普遍的或最終的基本規則，但它們起著替代的或臨時權宜的作用，它們會因時變化以適應我們變動不居的社會契約。歷史就是對這種契約演化過程的記錄。”{1}歐文·E·休斯將之描述為一種與傳統公共行政完全不同的新的典范：“建立在行政概念基礎上的公共服務與建立在管理概念基礎上的公共服務是不同的，并且在這兩種公共服務觀之間一直存在著懸而未決的緊張關系。然而，目前所發生的一切絕不僅僅是名稱的概念，它涉及的內容更為廣泛。一旦采用了管理的概念，緊接著就會發生一系列的變化，這些變化包括對變革的責任、外部關系、內部體制和政府概念本身。”{2}從傳統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是一種公共事務管理的范式轉換，代表了一種去中心化和消解威權的民主化趨勢，在公共物品的多樣化供給中實現了公共效能與公共服務水平的不斷提高，逐漸增強的公共批判性貫穿其中。理性批判能力的增強是公民個體與公共組織從成長走向成熟的表現，體現了公共職能的優化整合不斷從自發走向自覺的轉變。
在傳統公共行政模式下，政治與行政的二元模式區分明顯：“政治”展現了決策主體的判斷力、掌控力和決斷力，是一種領導決策層面的自由實現，而“行政”則僅僅考量了執行者的貫徹理解力和行為執行力，基本上是作為嚴密科層組織的靜態部分而較為機械地展開。長期以來，對傳統公共行政模式之政治—行政二分法的質疑與批判從未停止過，“政治—行政二分法容易誤導人們過分各自孤立地分析政治與行政問題，主張行政學必須擺脫政治學的價值觀，堅持所謂‘價值中立’原則，忽視了價值的問題。因此導致了對政治與行政相分離的盲目推崇，忽視了二分法關于政治與行政應當協調的一面。”{3}對于傳統公共行政模式而言，作為行政主體的科層組織以及作為直接行政執行的科層人，更多的是在操作行為方面消極地貫徹政治意圖和政治決策，對政治決策的作出基本上沒有任何的影響力，所謂主體的積極性、主動性和自由裁量權得不到發揮，在這種情況下就談不上什么批判性了。也就是說，傳統公共行政模式所能容納的批判空間非常有限，所能激發的協同互動的公共行動力微乎其微。傳統公共行政靠的是規范科學的科層組織設置、嚴密嚴格的科層管理體系和緊張有序的科層管理制度，在常規化的公共事務管理中展現出了很高的行政效率和管理效能。
然而，隨著社會流動性的加快，社會交往的普遍化趨勢日益增強，公共生活中面臨的突發性事件在不斷增多，社會發展中的不可控力量在增強，常規性的公共事務管理越來越難以應對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按照傳統公共行政理論塑造的政府管理模式出現了政府部門效率低下，行政管理人員固守陳規，政府運行成本過高，公共服務質量低劣，缺乏創新精神。”{4}20世紀70年代末新公共管理的應運而生，針對了傳統公共行政模式的固有缺陷，適應了新的發展趨勢的需要。“新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新的理論范式與實踐模式，是公共行政理論基礎變遷的結果，同時也是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改革的必然產物，反映了人類進入全球化、信息化與知識經濟時代對政府管理發展的必然要求。新公共管理對傳統公共行政學構成了嚴峻挑戰，它改變了傳統公共行政學的理論基礎、研究范圍、研究主題與方法，日益成為當代西方公共行政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領域的主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代公共行政發展的趨勢。”{5}
新公共管理運動將公共事務的管理理解為一種全社會力量的共同動員、整合和協作，把公共問題的解決視為一個在社會不同力量的相互批判中所實現的協同推進的動態過程。“新公共管理不像‘舊有的’公共管理那樣，在公共行政內部實行技術的專業化，其目標在于完全地取代傳統的行政模式。新公共管理并不只是對公共部門進行改革，它代表了公共部門以及公共部門與政府和社會關系的某種轉變。”{6}在新公共管理運動中，政府機構、非政府公共組織以及普通的公民個體都可以作為公共事務管理的主體而存在，公共政策是社會利益各方相互博弈的結果，是社會共同意志的體現，在這個過程中，圍繞公共議題所展開的相互質疑、相互批判是不可避免的，公共行動不再是簡單的政治長官意志的行政執行，而是社會民主決策的審慎結果。新公共管理充分調動了社會各方的積極力量，探索了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的靈活而有效率的提供方式，使公共管理呈現生機勃勃、富有活力的局面。我們在此探討的公共管理就是基于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諸多理論與實踐探索而得到界定的，體現了對傳統公共行政模式之政治與行政二元對立格局的揚棄與超越，是適應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社會多元化發展趨勢的全新的公共事務管理范式。
在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時，新公共管理具有“寧要小規模機構不要大規模機構的傾向;寧要勞務承包而不要通過沒有終結的職業承包而直接勞動的傾向;寧要公共服務的多元結構(寧可出現多種提供者的競爭，并存在使用者對供給者運用控制手段，如美國選舉產生的學校董事會制度)而不要單一的無所不包的供給方式結構的傾向;寧可向使用者收費(或至少是指定了用途的稅收)，而不是把普通稅金作為資助不具公共利益的公共事業基礎的傾向;寧要私人企業或獨立企業而不是官僚制作為提供服務工具的傾向。”{7}新公共管理打破了公共服務與公共物品提供的壟斷性模式，將市場化競爭、法治化契約注入了現代公共管理之中。新公共管理的多樣化模式和生動而有活力的運作方式，源自于其泛主體化特征及其蘊涵的能夠保持其積極有效的批判性動力機制。這種公共管理的批判性是內在的，是因為它將社會各方力量都動員成為公共管理的主體，每一方都把參與公共管理作為積極自我行動的政治實現而非單純的消極行政應付，各方之間的相互批判來自于公共行動內部而非外部組織的簡單強加。公共管理的諸主體之間能夠圍繞公共議題相互監督、盡職履責，很好地避免了個人意志的獨斷專行和肆意妄為。這種公共管理的內在性批判易于達成求同存異和利益共識，能夠保證公共管理的普遍參與性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實現。
二、公共管理的展開空間：公共領域及其批判性特質
現代公共管理的展開空間是公共領域，公共領域是適應了現代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發展要求的批判性社會空間，是保證現代公共管理在競爭有序的社會氛圍中順利實現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有效供給的基本場域。公共管理和公共領域共有的“公共(public)”概念，按照德國著名政治哲學家哈貝馬斯的詞源學考察，本身就蘊涵了社會公眾在“公眾輿論”中的批判性表達。哈貝馬斯在其著名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討論了公共領域的發生學，指出非政治形式的文學公共領域是具有政治功能的現代公共領域的前身，文學公共領域“是公開批判的聯系場所，這種公開批判基本上還集中在自己內部——這是一個私人對新的私人性的天生經驗的自我啟蒙過程”{8}。也就是說，現代公共領域從其產生之日就與批判性如影隨形，而且這種批判性基于自我認知提高和自我實現達成而展現了現代政治主體性的確立。公共領域不是人員的簡單聚合與機械疊加，而是一種批判性的文化整合，自我在公共領域中感受到的不是約束與壓迫，而是公共性的自由與成長。應該說，公共領域的基本特質就是其批判性，這種批判性意味著社會民眾政治主體意識的普遍覺醒，意味著理性自覺的現代普遍結社具備了可能，意味著社會規范治理擁有了基本的社會文化條件。
那么，公共領域的批判性是如何展現的呢?我們需要首先從公共領域的概念分析入手。在《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家的商談理論》中，哈貝馬斯對公共領域概念進行了明確界定：“公共領域當然像行動、行動者、團體或集體一樣是一種基本的社會現象，但它是無法用表示社會秩序的那些常用概念來把握的。公共領域不能被理解為建制，當然也不能理解為組織;它甚至也不是具有權能分化、角色分化、成員身份規則等等的規范結構。它同樣也不表現為一個系統;雖然它是可以劃出內部邊界的，對外它卻是以開放、可滲透的、移動著的視域為特征的。公共領域最好被描述為一個關于內容、觀點、也就是意見的交往網絡;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種特定方式加以過濾和綜合，從而成為根據特定議題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見或輿論。”{9}按照哈貝馬斯的理解，公共領域并非人為建構的結果而是在社會文化的歷史變遷中慢慢孕育形成的一種開放包容的社會交往網絡，集中體現為圍繞公共議題而形成的公眾輿論。
公眾輿論遠非大眾流俗的文化信息傳播，而是一種積極的致力于形成共識的批判性的公共省思。“‘大眾輿論’是未經反思的和未經討論和批判加以調和的，只是在代際之間消極地傳輸，主要通過大量不相關的、局部的傳遞行為而得自父母和長者。大眾輿論因我們形成于相同的社會化過程之中，而可能以完全同一的形式為你我所擁有。與之相對，公眾輿論是產生于討論之中的經過反思的產物，反映了一種積極形成的共識。這不是一種消極接受的評價，而是一種批判性的思考。”{10}在公眾輿論中，社會民眾圍繞某一公共議題的意見得到充分的表達、交流，各種不同的聲音和多樣化的利益訴求形成了相互應和的公共話語體系，這既對利維坦式的國家的強大政治權力形成了監督和約束，又促成了生動活潑而積極有效的民主決策機制，而且社會民眾在普遍的政治主體性意識增強中得到了更為充分的自我政治實現。由此形成的公共領域允許差異與爭論的存在，并將外在于政治強權的理性話語論爭作為民主社會達成自我合法性的重要依據，哈貝馬斯所說的“權力為理性所馴化”觀點就體現了公共領域之于政治權力的規治作用。
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公共領域實體化地體現為大量的非政府公共組織，比如各種各樣的主題性社會團體，這些社會團體為廣泛的社會民眾的公共參與行動提供了組織化載體。借助于這些非政府公共組織，公民在政治行動之外獲得了更為充分的公共性自我實現，和諧有序、公正無私的公共文化也由此而得到孕育和形成，現代公民的培育與養成在此獲得了很大程度上的體現，社會自主管理意識和理性監督政府的意識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增強。“一方面，這些獨立自主的社團組織通過制定組織活動的章程、規則并要求成員自覺遵守以及對其成員的動員、組織、參與和組織之間的相互交流、合作、協商等活動，培養了社會成員的自律意識、自治觀念和自治能力，從而成為一種自律性很強的社會力量。……另一方面，各種獨立自主的社團組織為人們的自由結社提供了自我組織的空間，從而為社會成員廣泛參與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以及民主管理和社會監督集聚了社會力量，提供了活動舞臺，進而能夠實現對國家政治權力的監約。”{11}現代公共領域及其具體化為的大量非政府公共組織的發展與壯大，為公民個體多樣化的社會參與提供了條件與載體，而且，既形成了對可能自然膨脹的政府行政權力的約束，又為現代政府可能存在的效能不足問題給予彌補與完善，充分展現了現代民主政治所具有的巨大優勢和所蘊涵的無限創造力，也為現代公共管理的完善與發展注入了生機與活力。
我們看到，在公眾輿論的自由理性表達中，在現代公共領域的批判性社會交往網絡中，被充分激發的民意、民智和民力能夠彌補政府有限決策和有限公共行動的缺陷與不足，以超政治的力量形成強大的公共合力，在現代公共生活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積極作用。我們在現代公共管理中看到，越來越多的非政府公共組織正在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種非政府組織以組織化實體的形式展現了現代公共領域所具有的巨大的批判性整合效能和創造性力量。“在現實政治生活中，非政府組織在與國家的關系方面，除了面向一定范圍的公眾提供公共服務，還有面向政府的利益表達活動。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發展不僅涉及財富的創造和企業的發展，而且還涉及制度文明和公民個體的全面發展。因此，市場、國家和社會是相互影響的。非政府組織可以通過已有的各種渠道并努力創造出新的渠道來對政府施加影響，在社會發展當中與政府承擔起不同的但又相互補充的功能。”{12}非政府公共組織在大量公共實踐中所體現出來的分權化、扁平化、主題性、邊界模糊性、包容開放性的特點，是對公共領域在現代民主化公共生活中之積極表現的最好詮釋，也是現代公共領域能夠與政治領域形成良性互動、協作補充的最真實表現。
政府與非政府公共組織的協同互動形成的是一種全新的多元治理主體的合作治理，組織形式上的相互獨立、責任機制上的相互監督、公共功能上的相互補充使多元合作治理成為現代公共管理發展的基本趨勢。“就多元化的合作治理主體的出現而言，它所代表的新型的社會治理方式決不會像任何一種單一治理主體的統治或管理那樣忽視差異、否認差異和歧視差異。同時，合作治理又是多元社會治理主體的共治，這種共治對差異的承認又是決不允許差異成為隔離治理主體、治者與被治者之間關系的因素，反而會提出把差異看作為合作之前提和基礎的要求。”{13}多元合作治理的出現體現了在公共領域的發展中培育出的大量新型的公共管理主體的積極社會效能，而且，這些公共管理主體能夠在相互的監督、激勵和協作中不斷成長與發展，并在日益復雜化的現代公共事務的管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三、公共管理的運作機制：相互問責與自我糾偏的公共組織系統
現代公共管理在作為批判性社會空間的公共領域中展開，通過公共管理諸主體之間的相互問責而保持廉潔高效的運作模式，最終促成能夠自我糾偏的公共組織系統。公共管理的內生批判性在實際的公共行動中直接地體現為一種科學、合理、有效的現代問責機制。從字面意思來看，問責是對公共管理中責任及其擔當、失誤及其原因的質詢，被問責者有義務按照法定程序對之進行解釋和說明，問責所涉及的事件一般都為事關公共利益的公共事件，問責的結果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公共效應和社會影響力。從實質來看，問責是一種基于對人性和組織自利傾向的不信任而形成的批判性的監督關系，是形成負責任的現代公共管理組織系統的重要保障，也是現代公共組織系統能夠健康有序運行的重要條件。由于現代公共管理所具有的多元主體治理的特點，諸主體之間的相互問責以法治化的形式明確厘定了權利義務關系，確保了公共管理從整體上的動態平衡，增強了現代公共組織系統的自我糾偏能力。
一般而言，現代公共管理中問責的對象是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組織，因為它們是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的供給者;而問責的主體則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非政府組織，還可以是個體公民。政府作為問責的對象，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按照西方政治學的基本觀點，政府是不被信任的，必須要將政府的行為置于公眾的視野之中，廣泛接受公眾的監督，讓公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才能防止“搭便車”現象的出現。“權力的有限性與權力擴張性是相互對立的，它們所體現的是公共委托與私人使用的對立，公眾對權力進行公共委托的時候所賦予的權力的性質公共性和有限性，并且委托人期望權力運作具有規范性和公開性以服務于民眾。”{14}所以，“小政府，大社會”，對于強調公共權力制衡和公民權利保障的現代公共管理而言，是必需的。這里的“小”不僅僅是指政府的組織規模和人員構成，更是指政府在社會管控和行政管理的權限方面。發達的公民社會，能夠防止政治權力的膨脹與越位，使有限的政府組織置于普遍的社會問責之中，恪守權限，并在公意的指引下積極作為。
對非政府公共組織的問責，同樣是必需的。隨著非政府組織在現代公共生活和公共管理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近年來人們對非政府組織進行問責的呼聲越來越高。一方面，確實存在如有些人所認為的，“非政府組織由于相對較少的監管以及競爭和內部機制，所以，在根本上就是一個不斷充斥丑聞的組織，即使由于非政府組織具有慈善的導向和互助的思想，而想實現捐贈的公共性，卻還總是被人們猜疑。”{15}另一方面，在社會多元合作治理的大背景下，非政府組織也確實需要對如下問題做出回應：“NGOs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是有效的?作為這些角色的一部分，哪些責任應該明晰?NGOs應該對誰負責?與此相關的問題有，NGOs在哪些方面，如何適應本地、本國和國際治理結構。”{16}也就是說，不管是政府機構還是非政府公共組織，都是由馬克思所說的處于復雜社會關系之中的“現實的個人”構成的，西方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盡管殘酷但卻恰恰印證了馬克思所說的人的“現實性”，所以要保持公共資源的掌控和私人利益的滿足之間的平衡，就必須要從消極約束的方面構建起嚴密的公共問責機制。概而言之，在公共資源的配置方面擁有權限的公共組織，都應該成為公共問責的對象。讓公共問責成為一種常態，是確保現代公共管理健康合理運行的基本要求。
對于現代公共管理而言，每一個組織、每一個公民個體都應該成為公共問責的主體，都應該將問責作為自身公共實現的重要方面。對于問責主體而言，明確而積極主動的問責意識是至關重要的。也就是說，問責主體要將問責作為一種自覺自愿的公共行動，不是“要我問責”，而是“我要問責”。現實公共環境的復雜性要求我們將問責作為積極的自我意識和個體的公共倫理自主性的體現，這是理順日益復雜糾纏的公共關系和處置日益嚴峻繁重的公共事務所必需的，也是外在客觀化的公共規范與制度能夠內化并真正發生作用的重要前提。“人類的社會化過程，持續地要求我們認同集體的目標和價值觀的組織壓力，以及法律和制度缺乏或無力支持個人倫理自主性，這些都使我們周圍的環境變得混沌不堪，在如此混沌的環境中，我們無法辨認清楚自己的義務范圍。新的立法、新的制度安排以及對組織控制進行限定，這些都是有用的方法。但是，如果缺乏有意識的持續努力，以培養一種關于自我利益和角色要求之間的動態關系的自我意識，那么法律和組織的預防措施都將是無效的。”{17}要對于公共利益的實現和公共問題的解決保持敏銳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在責任主體的確認、責任事故的追究、責任行為的界定和責任后果的擔當等方面保持清醒的頭腦，將真正的責任感注入現代公共管理之中，以問責意識引領公共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公共物品的規范供給，使公共管理的客觀責任與主觀責任協調一致，真正構建起負責任的現代公共管理運行模式。
現代公共管理將相互問責作為自身超越性發展的重要的內在動力機制，由此形成的是公共管理諸主體之間的協調與互動，整個公共管理過程在動態平衡中能夠保持源源不斷的發展活力，并形成一個能夠自我糾偏的有機社會系統。我們無法避免在公共事務管理和公共危機的應對中出現失誤和漏洞，關鍵是我們能否避免“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割裂、靜止、孤立、片面的應對狀態，并形成能夠通過不斷強化自我學習而實現自我化解、自我校正、自我規范的公共組織系統。套用彼得·圣吉的話來講，就是使整個公共管理的組織系統具有一種“創造性張力”：“當整個組織精熟于運用創造性張力，對于真實情況的看法將大為不同。大家會開始看到真實情況的各種面貌，而將現況看作在他們通例合作下能夠加以影響的事情;這不是指設法相信自己很有力量的那種空泛的‘信念’，它是一種領悟——根源于體認現況的每一個面向，包括事件、變化的形態，甚至于系統結構本身，都可以透過創造性張力予以影響。”{18}這是一種適應了現代公共管理發展趨勢和要求的學習型公共組織系統，這種組織系統借助于內部的動態平衡和創造性張力對外部環境保持了持續的敏感性和適應性，在組織系統內部出現紊亂和失調時能夠自我調整，在周圍環境出現危機時能夠保持足夠的組織彈性加以靈活應對和處置。現代公共管理的健康運行依賴于這種對自身發展機遇、面臨挑戰、組織優勢和組織缺陷有明確認知的學習型公共組織系統，在積極主動的相互問責中，這種公共組織系統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條件，能夠妥善化解自身的發展危機，源源不斷地將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呈現在社會公眾面前。
四、公共管理內在批判性的善治旨歸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公共管理以其內在的批判性實現了社會治理的自我超越，這種超越不是靠外在行政力量推動的，而是源自于公共管理內在諸主體之間相互監督與相互激勵所形成的多元綜合治理。“只有鼓勵社會成員積極參與到管理過程之中，才能了解社會結構、形態的變動信息，從而采取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解決社會問題，推動社會發展。”{19}這種社會治理的自我超越優越于以往行政色彩濃厚的管理模式的最明顯之處，就在于更為直接、更為經驗性地介入了真實的社會生活世界，所確立的政策與制度更有現實針對性且更符合社會循序漸進發展的連續性要求，避免了由于某些個人或某些組織的因素而造成公共管理出現戛然而止的斷裂狀況，推進了公民政治主體性意識的增強和社會自治程度的提高，實現了漸進式的公共政策替代和社會進程的和諧發展。時下我們在社會管理創新發展中所提出的善治目標，就集中體現了這種公共管理的內在批判性及其所要達成的社會多元綜合治理狀態。
“善治”理念古已有之，但在現代民主政治日益深化的當今社會治理創新性發展中才真正獲得充分的表達和肯定。“善治是民主化進程的必然結果。民主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特征，也是人類社會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民主化的基本意義之一，是政治權力日益從政治國家返還公民社會。”{20}從字面上來看，善治突出了公共管理的倫理性特點，倫理性代表了基于道德良心和規則理解的自由創造，也就是說，公共管理不應該是一個簡單的公共政策制訂和執行的過程，而是一種充滿了倫理自主性的創造性公共行動。這種倫理自主性體現了一種積極的合作意愿和強烈的公共認同感，標志著公民社會的健康成長和善治得以實現的社會心理基礎。善治突出了民主時代公共文化對政治主體性的培育與滋養，將公共管理納入更高的文化建設層面來進行思考，彰顯了制度、政策、規則之外的公共輿論導向、社會價值體系、生活共同體的文化氛圍對于達成優良公共管理效果的重要性。
在基于這種公民社會的善治中，公民不再是作為被管理者而消極被動地存在，而是開始以良好的道德教養和規范意識在社會公共生活中扮演自主的公共角色;非政府公共組織不再是民主政治發展的裝飾品，而是作為橋梁與紐帶在政府與公民之間保持適當的張力，并勇于承擔公共責任和公共義務;政府不再是強大而令人生畏的“利維坦”，而是有效實現公共資源合理配置的積極調控者。在善治中，不管是公民個人，還是非政府公共組織，抑或是政府機構，都在富有建設性的相互批判中不斷成長，都在積極的公共行動中達成了自我價值實現。善治以適應現代民主政治發展趨勢和公共事務管理復雜化現狀的靈活多樣的形式，對公民個體、非政府公共組織和政府機構進行了充分而積極的調動，從而實現了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社會多元治理格局。善治“是一種建立在市民社會基礎上的、具有不同于傳統社會管理方式特性的、全新的社會治理方式”{21}。善治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治理方式，注重發揮公共管理諸主體的公共自主性，激發了公共管理組織系統內生的批判性，并以之真正地推進了現代社會管理的創新，體現了現代公共管理自我超越的創造性發展要求。
五、結 語
公共管理作為一種全新的社會管理范式的優勢，就在于其前所未有的包容性以及由此激發的批判性激勵機制。從政治哲學的視角考察現代公共管理的這種內在批判性，是在實然狀態與應然走向的張力中對公共管理的未來發展問題進行的深入探究。這種探究扎根于現實的公共生活世界之中，對公共管理領域不斷出現的新問題、新狀況做出積極回應，致力于探索適應公共管理發展新形勢、新要求的動力機制問題。這種探究遵循公共管理實踐自身發展的基本規律，尊重公共管理理論演進的基本進程，力求將理論建構與實踐指向加以很好的結合，真正服務于公共管理的未來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