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農村養老制度調研報告
在學習、工作、生活中，制度的使用頻率逐漸增多，制度一經制定頒布，就對某一崗位上的或從事某一項工作的人員有約束作用，是他們行動的準則和依據。我敢肯定，大部分人都對擬定制度很是頭疼的，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新型農村養老制度調研報告，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新型農村養老制度調研報告1
隨著我國農村老年人口數不斷增加，農村養老成為政府和社會面臨的一大難題。農村養老保障是針對農村老年人口的一種社會保障制度，有別于社會養老保險，從法學的角度來看，養老保險是養老保障制度的主要內容。長期以來，由于經濟結構的原因我國城鄉之間分別存在兩種不同的、相互獨立的社會保障現象：市民靠政府養老，村民靠家庭自己養老。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低，保障項目少，保障具有應急性，缺乏制度化。在目前城鎮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并不斷完善之后，農村首要的養老保障制度建設應提上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行列。
關鍵詞：老齡化 城鄉二元結構 農村養老保障
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中央提出在“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這標志著在經歷了十多年的試點、探索之后，建設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被正式提上日程。
有資料顯示，我國60歲以上人口已達到1、34億，超過總人口的10%，其中65歲以上人口1、1億，占總人口的8、5%。全國70%以上的老齡人口分布在農村地區，農村老齡化問題突出。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缺乏可靠保障，家庭養老功能日益弱化，空巢家庭增多，傳統的土地保障功能面臨嚴峻挑戰。
一、當前我國農村養老的基本方式
隨著社會的變遷、經濟的發展，我國農村養老已不再是單一的家庭養老，而是以家庭養老為主，其它養老方式并存的格局。
家庭養老：這是當前我國農村最普遍的養老方式，也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體現。農村家庭養老之所以如此重要，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國農村老年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由于農村地區間發展差異大，經濟發展不平衡，短時間內不可能在全農村范圍內建立、推廣養老保險制度，這決定了家庭養老會在相當長時間內成為農村養老的基本方式；第二，農村家庭服務業不發達。即使部分老人擁有數目可觀的養老金，但由于疾病纏身、自理能力較差，他們仍然難以安度晚年；第三，傳統的思想文化觀念對農村老人生活習慣的感染和影響。“子孫滿堂”的天倫之樂仍是他們所渴求、向往的，且隨著年歲的增加，農村老人抵御生活風險的能力越來越有限，對家庭人員的物質、精神依賴亦會增加。
集體養老：是由集體經濟組織對年老多病、無依無靠的老人進行贍養的制度。目前我國農村集體養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養老院制度”。集體養老作為由家庭養老向社會化養老過渡的一種形式，是以集體為單位對老人進行集中供養的養老方式。
盡管集體養老在歷史上發揮了不小的作用，但現在看來，其作用仍然有限。
第一，養老對象過窄，集體養老的范圍事實上就是對五保戶的供養。然而，五保戶的供養條件非常苛刻，對于只有女兒的老人一般不予“五保”。
第二，沒有敬老院的農村地區主要由村組負責對“五保戶”實行分散供養。集體養老保障也僅僅停留在維持其溫飽。
第三，對集體養老認識明顯不足。在農村地區，許多符合條件的農民不愿享受“五保戶”待遇，只要尚有一點點勞動能力，或者有親人可以依靠，誰也不愿享受“五保戶”的供養。
儲蓄養老：是一種最典型的自我養老方式，即老年人依靠日積月累、勤儉節約的積蓄養老，但這種養老方式在農村越來越缺少實用價值。農民從農業生產中獲得的收入有限，盡管辛苦勞作和省吃儉用，但蓋房、子女教育、醫療等各項開支卻很大。到了晚年，其積蓄難以保障養老的基本需求。
二、人口老齡化對傳統農村養老模式的挑戰
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特征明顯，城鄉發展差距大，絕大部分農村地區尚未建立完善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長期以來，農村養老保障主要依賴于家庭養老。日趨嚴重的農村老齡化問題，必將對農村老年人口養老問題提出嚴峻挑戰。
1、農村老年人口的增加，加大了農村養老的壓力。
2、老年人口的高齡化降低了老年人的自我養老能力。農村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比較低，未讀過書的占一半以上，受教育程度在小學及以下的占到九成以上，低素質決定了農村老年人口大部分都是體力勞動者，年齡對他們的自我養老能力影響很大。老年人口中高齡人群比重的增加，降低了老齡人口的自我養老能力，同時也降低老齡人口自理能力。農村老年人口高齡化和健康狀況的下降，無疑加重了農村養老的負擔和壓力。
新型農村養老制度調研報告2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村經濟逐步發展，農村老人的溫飽問題已基本解決。但是由于農村家庭供養意愿和供養水平普遍較低，老人的生活水平還停留在溫飽線附近。
一、農村家庭養老制度面臨的困境
目前在農村，由于代際關系“輕老重幼”格局的形成，一方面家庭物質資源的代際間分配嚴重扭曲，老年人處于被忽視被排斥的地位；另一方面，老人在家庭和社區中的話語權也在迅速失落，他們不但缺乏與子孫交流和溝通的機會，而且連表達個人意見和不滿的權利也經常被剝奪。老人生活質量和社會經濟地位的弱化與農村整體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反映了農村以年齡和代際為界的社會分化業已形成，并在不斷擴大。
第一，家庭養老的制度基礎已經改變。一般認為，家庭養老是在長輩對知識和家庭經濟具有控制權威的社會中形成的制度性傳統，父輩對財產等資源的控制地位是其賴以獲得子孫贍養的主要制度基礎。我國農村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經濟社會結構變遷，特別是改革開放后，隨著人口流動與交往范圍的擴大，資源配置方式的改變，長輩對家庭經濟和其他資源的控制性地位已不復存在，他們可用于與子女交換贍養的物質基礎亦非常有限。在農村，兒孫對老人的贍養意愿和贍養水平，通常與老人的財產和收入狀況密切相聯。由于父權基礎的普遍衰落，除親情約束之外，養老不再具有強有力的制度約束力和保障，較大程度上主要依賴子女的個人意愿和內在道德的支撐。
第二，家庭養老的支持性文化正在衰落。有研究認為，我國獨特的文化傳統，即“孝”文化可以成為當今家庭養老制度的主要依托性資源。但調查表明，“孝”文化的支撐作用并不樂觀。在農村，對贍養內涵最具共識的看法是“給老人吃飽”，這種基本義務也成為普遍的標準贍養行為。例如，兄弟幾人每年合供每位老人500斤谷子或300元錢后，對老人其余衣食寢飲、情感悲歡不聞不問，以“供”代“孝”，有“養”無“孝”。雖然農村目前還能普遍接受家庭養老制度，但是在養老的制度基礎逐漸瓦解后，作為其文化基礎的“孝道”觀念也已逐漸式微。
第三，人口流動背景下的老人照料資源短缺和血緣關系弱化。調查顯示，貧困農村家庭的養老仍然主要依賴子女數量。農村勞動力在地理上的流動和遷移，使得因計劃生育和家庭小型化而出現的老人供養及其照料資源短缺的問題進一步加重。流動帶來的影響主要是改變了家庭養老所賴以存在的重要條件———緊密的血緣聯系。地理間隔使得農村老人從兒孫方面獲得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變得不現實。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另一個重要后果是，農村人口“城市化”、“公民化”過程的開啟將會導致血緣關系的重要性逐步降低，人們對家庭養老模式的認同程度也會隨之下降，從而進一步削弱家庭養老的基礎。
第四，養老行為的規范資源消失或功能減弱。作為一個完整的制度體系，家庭養老制度還包含一套規范人們養老行為的制度維護機制，如法律、社區行政組織、宗族制度和公共輿論等，對不贍養行為予以規范和懲戒。但農村的現實情況是，除法律外，其他傳統的制度維護機制作用都在顯著消退，家法族規和公共輿論曾經是農村最重要的規范資源，但是這項制度資源的功能也在弱化中。村干部對眼皮底下發生的一些贍養糾紛通常持消極態度，“民不舉官不究”，“管不了，沒法管”。一旦發生不贍養或其他事件，老人能夠從制度渠道獲得的救濟非常有限。
第五，新的制度資源開始進入，但是遠遠不夠。一些新的支持性制度資源正在進入農村并且受到老人們的歡迎，如農村合作醫療、計劃生育獎勵制度等。但是這些制度資源目前還存在著資源量小、覆蓋面窄等問題，總體而言，還只是杯水車薪。
二、解決農村家庭養老困境的政策思路
農村養老制度目前面臨兩難選擇，所謂資源困境實際折射的是農村經濟、社會和文化變遷的背景下，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因其制度化基礎改變而難以為繼。對此，首先要改變對農村養老方式的自然主義態度，加強國家對農村養老行為的積極干預、扶植和管理；其次，要創造新的資源形式，立足農村資源的開發，鼓勵探索和實驗新型養老方式。
第一，政府主導在農村興起尊重、關懷老人的風氣，以政府的威望代替老人在社區和家庭中日益沒落的權威。除必要的大力倡導和宣傳工作之外，還應考慮采取一些制度措施，如成立老年人協會等，并規定其在村莊相關事務決策中的一定地位，以提高老年人在社區中的話語權來帶動老年人其他權利地位和權利意識的提升。
第二，強化村級組織在社會風氣、道德建設方面的規范、監管職能。在養老制度以道德自律方式難以充分維持的情況下，應補充以行政>文秘站:<手段，建立新的尊老敬老的村規民約，以及群眾投訴和舉報的受理責任制，切實解決不贍養和其他老人的行為。
第三，倡導移風易俗，鼓勵女兒贍養，挖掘農村新的養老資源。在多數老人看來，兒子供養是出于義務，女兒贍養則是出于親情，女兒的'重要性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面都能得到體現。但傳統的風俗習慣制約著老年人在兒子和女兒間自由選擇贍養者。對女兒而言，因有義務而無權利也存在諸多不平等問題。所以在農村，倡導新觀念，宣傳和推進兒子女兒平等的繼承和贍養地位，不僅有利于普法而且有著更為現實的意義。
第四，在有條件的地方，建立社區集中供養試點，探索社區和鄰里相助的福利功能。如在外出務工人員較多的村莊，由村委會負責，子女部分出資，嘗試將老人的贍養或部分贍養職能集中在一起，建立老人的疾病、照料、閑暇等統一管理和相互照顧制度等。
第五，針對改革開放后進入中年的“準老人”，逐步推行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這些“準老人”與集體化時代過來的老人不同之處在于，他們大多數有自我養老的意識，也經歷了一定的市場化洗禮，并且具備一定的財富準備。只要養老保險制度制定合理，經過若干年后，農村能夠實現從完全的家庭養老過渡到合理的家庭與保險制度并重的養老方式。
第六，針對老年人是疾病多發群體、醫療消費的最困難人群，應在合作醫療制度中設置傾斜性資金。可以考慮國家撥付專款，對65歲以上老人提高一定的醫療報銷比例。還可針對老人“大病等死”的窘境，建立專項的“大病扶助基金”，規定家庭和國家不同的出資比例等。
新型農村養老制度調研報告3
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中央提出在“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這標志著在經歷了十多年的試點、探索之后，建設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被正式提上日程。
有資料顯示，我國60歲以上人口已達到1。34億，超過總人口的10%，其中65歲以上人口1。1億，占總人口的8。5%。全國70%以上的老齡人口分布在農村地區，農村老齡化問題突出。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缺乏可靠保障，家庭養老功能日益弱化，空巢家庭增多，傳統的土地保障功能面臨嚴峻挑戰。
一、當前我國農村養老的基本方式
隨著社會的變遷、經濟的發展，我國農村養老已不再是單一的家庭養老，而是以家庭養老為主，其它養老方式并存的格局。
家庭養老：這是當前我國農村最普遍的養老方式，也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體現。農村家庭養老之所以如此重要，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國農村老年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由于農村地區間發展差異大，經濟發展不平衡，短時間內不可能在全農村范圍內建立、推廣養老保險制度，這決定了家庭養老會在相當長時間內成為農村養老的基本方式；第二，農村家庭服務業不發達。即使部分老人擁有數目可觀的養老金，但由于疾病纏身、自理能力較差，他們仍然難以安度晚年；第三，傳統的思想文化觀念對農村老人生活習慣的感染和影響。“子孫滿堂”的天倫之樂仍是他們所渴求、向往的，且隨著年歲的增加，農村老人抵御生活風險的能力越來越有限，對家庭人員的物質、精神依賴亦會增加。
集體養老：是由集體經濟組織對年老多病、無依無靠的老人進行贍養的制度。目前我國農村集體養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養老院制度”。集體養老作為由家庭養老向社會化養老過渡的一種形式，是以集體為單位對老人進行集中供養的養老方式。
盡管集體養老在歷史上發揮了不小的作用，但現在看來，其作用仍然有限。第一，養老對象過窄，集體養老的范圍事實上就是對五保戶的供養。然而，五保戶的供養條件非常苛刻，對于只有女兒的老人一般不予“五保”；第二，沒有敬老院的農村地區主要由村組負責對“五保戶”實行分散供養。集體養老保障也僅僅停留在維持其溫飽；第三，對集體養老認識明顯不足。在農村地區，許多符合條件的農民不愿享受“五保戶”待遇，只要尚有一點點勞動能力，或者有親人可以依靠，誰也不愿享受“五保戶”的供養。
儲蓄養老：是一種最典型的自我養老方式，即老年人依靠日積月累、勤儉節約的積蓄養老，但這種養老方式在農村越來越缺少實用價值。農民從農業生產中獲得的收入有限，盡管辛苦勞作和省吃儉用，但蓋房、子女教育、醫療等各項開支卻很大。到了晚年，其積蓄難以保障養老的基本需求。
二、人口老齡化對傳統農村養老模式的挑戰
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特征明顯，城鄉發展差距大，絕大部分農村地區尚未建立完善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長期以來，農村養老保障主要依賴于家庭養老。日趨嚴重的農村老齡化問題，必將對農村老年人口養老問題提出嚴峻挑戰。
1。農村老年人口的增加，加大了農村養老的壓力。
2。老年人口的高齡化降低了老年人的自我養老能力。農村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比較低，未讀過書的占一半以上，受教育程度在小學及以下的占到九成以上，低素質決定了農村老年人口大部分都是體力勞動者，年齡對他們的自我養老能力影響很大。老年人口中高齡人群比重的增加，降低了老齡人口的自我養老能力，同時也降低老齡人口自理能力。農村老年人口高齡化和健康狀況的下降，無疑加重了農村養老的負擔和壓力。
3。農村家庭的小型化弱化了家庭養老的功能。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農村家庭的子女數也大大下降，導致家庭規模小型化、核心化的比例上升。家庭規模的小型化、核心化，使過去一般是多對夫婦供養一對老人變成現在一對夫婦供養兩對及兩對以上老人，無論財力上還是精力上，都讓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難以為繼。
4。“空巢老人”的增多，獨身老人比重上升，加大了農村養老的社會化需求。傳統的家庭養老不僅由子女為老人提供經濟保障，更重要的是生活照顧和精神撫慰。農村青壯年進城務工后，雖然也履行了在經濟上供養父母的義務，但考慮到進城農民的自身經濟狀況，供養的程度是有限的，而且無法給予老人必要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同時，農村老人尤其是高齡人口中獨身老人，由于缺少了“老來伴”，沒有在生活上相互照應、在情感上相互慰藉的對象，使得養老更加困難。
三、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現狀
（一）農村養老保障的覆蓋面小，保障水平低
我國農村養老保障的保障對象一直限于“困難的人”、“光榮的人”和“富裕的人”，農村的大多數人由于種種原因還無法享受社會保障。相關的調查顯示，占人口總數20%的城鎮居民，享受全國89%的社會保障，占人口80%的農村居民，僅享受到了社會11%的社會保障，在縣城以下集體單位的1 000多萬職工和2 000多萬城鎮個體經營者基本上得不到應有的社會保障。
（二）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受到挑戰
改革開放后，特別是農村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其所面臨的挑戰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子女的贍養壓力增大。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使獨生子女家庭成為我國農村主要的家庭構成模式，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來臨，80年代后的獨生子女，面臨著承擔四個老人的贍養義務，同時還有一至二個子女的負擔。（2）勞動力流動和人口的遷移給家庭贍養帶來了負面影響。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內地農村人口大量向經濟較發達的城鎮流動，這些“離土又離鄉”、“進廠又進城”人員長年在外務工經商，勢必影響對老人的供養。（3）隨著農民觀念和家庭規模的變化，傳統的大家庭模式正在被核心家庭模式所取代，家庭養老的保障功能正在弱化。
（三）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管理水平較低
事實上社會保障制度的管理一直都是一項技術和管理水平要求都很高的工作，既有商業保險的技術難度，又存在著依法實施的政策難度，對管理水平的要求也很嚴格，按照國際上通用的做法就是管理、繳費和實施的使用三權分離，互相監督，這樣才能保障養老保險基金的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使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過程更加順利，使基金的運營更加暢通；但就我國現行的農村保障基金的管理辦法卻是管理、繳費和實施使用三權集于一身，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擠占、挪用、貪污、揮霍農村養老保障基金的現象時有發生。
（四）農村養老保障的現行制度和法規與農村經濟的發展不協調
從現狀來看，我國現行農村養老保障的制度和法規與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并不協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農民的養老保障制度主要是以土地為中心的正規保障。近幾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民人均可耕地面積逐年減少，大量農村人口離開土地涌入城鎮，使得農村土地的保障功能正在不斷弱化。其次，新型的社區養老和商業養老保障模式僅僅在少數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和農村較富裕的家庭存在，很難推廣普及。與此同時，我國老齡化的步伐正在加快，老年人比重達7。51%的農村老齡化壓力更加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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