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長樓繼偉清華演講(節選)

　　日前，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清華建校104周年的校慶之際，在清華經管學院進行了一堂精彩的演講。演講的題目是“中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及實現途徑”。主要分為四個方面。先簡單地回顧到目前為止經濟增長的特征。第二，當前經濟階段的特征。第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四，走出“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實現途徑。

　　一、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階段概況

　　從改革開放開始，我們可以看到工資的增長大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是成本真實化的早期，當時事業單位員工掙七八十元的時候，廣東打工的掙二三百元。計劃經濟時期我們把工資壓得特別低，使得利潤比較高，因為基本上都是國有企業，高投資，高利潤，高上交。早期成本真實化過程持續到九十年代的中早期，壓抑的工資已經基本上解決。在這個過程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并不平穩，而工資增長快，造成了通貨膨脹壓力。

　　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了進一步工資成本真實化的第二階段。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推行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住房貨幣化的改革，工資成本進一步真實化。隨著十四大確立了市場經濟的地位，多元所有制的興起，這段時間勞動力和勞動生產率得到了釋放，再加上人口紅利釋放的非常充分。

　　改革早期，基本是搞鄉鎮企業，到90年代中后期很多鄉鎮企業都垮掉了，因為真正的市場化開始后，遂形成了真正的競爭，那些夾縫中的鄉鎮企業不再有競爭力。勞動力開始真正的流動，我們可以看到人口紅利大規模進入制造業。這個階段一直持續到2007年，其間工資增長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

　　在前面兩個階段，經濟增長基本達到9%—10%，而且可以說是基本健康的;當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說養老、醫療、住房改革都還存在很多問題，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紅利縮小了這些扭曲帶來的效應，使得經濟增長比較快。

　　2007年是一個拐點。從這一年開始，工資的增長高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2008年1月實施的《勞動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和靈活性。職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職工，很多投資人離開中國也是這個原因。推行企業集體談判是對的，但是提出行業集體談判和區域集體談判，是可怕的，歐洲就是這個問題造成了勞動力市場僵化。美國底特律行業工會力量很強大，工資福利特別高，如果以美國南部日本投資的汽車企業作為標桿的話，每輛汽車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終導致底特律汽車業破產。

　　另外一個大的問題是老齡化社會即將到來，勞動力增速開始減慢。而且農民工已經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擇業標準也不同了。這時候需要盡快調整政策。也就是恰恰這個時候，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四萬億刺激政策出臺，大規模的投資驅動掩蓋了需要解決的問題。

　　歸納一下改革開放后的經濟增長，就是如下三個階段：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 9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到2007年，2008年刺激以后一直到現在。

　　二、當前經濟的階段性特征：“三期疊加”

　　當前中國經濟處于經濟增速換擋期、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

　　經濟換擋期是必然的。第一是老齡化，65歲以上人口的占比2011年是8.1%，2014年是10.1%，這個比例超過10%就意味著進入老齡化社會。第二是勞動階段的人口，即16—59歲階段的人口，開始凈減少，從2012年開始減少300萬，以后還會減少。第三，特別是2007年開始，工資陡然上升，工資增長高于勞動生產率增長。在其他約束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隨著適齡勞動人口的下降，需要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動增長，否則工資增長長期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長就會帶來通貨膨脹或“滯脹”。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當然經濟學上講的政策包括改革，潛在經濟增長率可能會低于5%。

　　三期疊加中的第二期是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在經濟學上，經濟結構調整是指為結構調整而實行的結構改革。這部分內容將放在后面來講。先來看看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前期刺激政策帶來了一些問題。第一是高杠桿率。關于杠桿率，有很多的說法。最近彭博社說是280%，也有的說是230%，這些說法可能都有其分析依據。最簡單的是看M2和GDP之比，這個比例現在是193%。在杠桿率中，有40%是政府債務，主要是地方政府債務大規模地上升。據審計署審計，到2013年上半年直接由地方政府承擔償還責任的債務是10.9萬億，一年多過去了，這個數字又有增加。間接承擔償還責任的部分，一般情況下代償率可能是20%，但經濟下行時，有可能大幅度上升，這里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第二，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我們可以看一個簡單的數：設備投資占總投資之比。2007年是23%，2013年降到20.4%，降了2.6個百分點。設備投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是直接相關的。那么，前期刺激期大量的是造城和房地產。所以在消化期，要去杠桿，而且要穩妥地去杠桿。

　　三、結構調整期和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們在下大力氣進行結構調整，也就是經濟學上的結構改革，中期增長有可能達到6.5%—7%。這是一個需要努力奮斗去實現的比較樂觀的前景。但是，我們也有另一種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覺得是五五開。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上是停滯陷阱，但是容易發生在中等收入階段。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美元，是中等偏上，我們現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國家和東南亞國家，也是在這一階段停滯的。

　　為什么我們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剛才提到，老齡化和勞動力人口下降來得太快。五六年前我們還在談論劉易斯拐點，很快就發現勞動人口絕對數量開始下降;老齡化，即65歲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據社科院的研究表明，從老齡化比率從7%上升到14%，世界平均時間是40年，我國是23年;14%上升到21%，世界平均時間是50年，我們是11年。勞動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萬人的速度下降，要降20年。

　　為什么特別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滑入的呢?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增長主要來源于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如果政策比較合理，而且重視有效的教育，就可以帶來人力資本的提升，這時候勞動生產率就會上升，收入也在提高。這個時期資本收益很高，資本積累非�？�。伴隨這個過程的是，資本質量得到提升，經濟向價值鏈更高端躍升，工資在上漲，然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當然這個過程是轉型過程，也是各方面矛盾交織的過程。成功地經過這樣一個過程，就可以脫離停滯陷阱，否則就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國比較不利的是，這一過程的時間比較短，所以現實情況使我們更要有緊迫感。

　　不滑入陷阱需要什么條件呢?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資本提升的政策;靈活的勞動力市場;產權保護;要素流動和交易，特別是土地;開放的經濟環境。拉美為什么出問題，第一是不開放，第二是勞動力市場逐步僵化，還有民粹主義。

　　對中國來說，還沒有這么悲觀。我們已經創造了一些條件，比如開放，我們一直是開放的。我們是開放的受益者，是加入WTO的受益者。我們自己和國際的分析都認為，WTO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國，而且我們是全方位的逐步開放。我們的財政能力應該說還是比較強的，而且總體來說是比較謹慎的，勞動力的流動性和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嚴重。

　　但是，我為什么又覺得不樂觀呢?我們剛才所說的那些問題，也就是勞動力和土地為代表的要素流動性、產權保護、對外開放等等，在其他國家可能有二十年的演化過程，但是由于我們未富先老，只有五到十年的調整期。

　　在三期疊加中，換檔期是客觀的，即使其他條件不變，只是人口結構變化，經濟增速就必須換擋。消化期的高杠桿率、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產能過剩，也是客觀的。如果我們不做出很有作為的一些調整，落入停滯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

　　四、保持中高速增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徑

　　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長，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樣的途徑呢?特別是，留給我們的時間并不多，途徑就是改革。

　　第一個最大的潛力在于釋放農業人口。2014年，我們的城鎮化率是54.8%，比我們相近發展水平的國家低10個百分點;而且其中按戶籍人口算城鎮化率為35.9%，其他是所謂的常住非戶籍人口。我們必須要勞動力人口的增長，才有增長的基礎。那怎么釋放人口呢?一個是改革農業，2014年，我國糧食生產1.2萬億斤，但各級財政大量補貼，是一種從種子到餐桌的全程補貼。補貼干預了資源配置。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是主流。特別是民選政府國家，如果卡住農產品出口，政府就要丟選票，就站不住。

　　放開價格，讓市場配置資源，實際上是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的市場配置。按照三中全會確定的任務，農用土地的流轉試點現在也已經開始了。還有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與國有土地在同樣用途管制的情況下，同等入市，也在選一些地區做試點。這些全部推開后，幾百畝上千畝的大戶就有可能越來越多。

　　通過對上述方面的改革，我們可以釋放出農業勞動力、合理利用農地、提高農業生產力，農民的收入也可以增長。

　　第二是戶籍改革。這也是市場配置資源的重大改革，而且公共服務資源應該隨著人口的流動，特別是其中的教育，當然也包括衛生和醫療等。財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終身學籍制度，正在探索義務教育資源隨著學籍流動。戶籍制度改革現在已經開始了，但是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戶籍制度改革文件下發，到現在為止有14個省市出臺了落實的方案，而人們最愿意落戶的那些省份一個也沒有。

　　第三，合理的城鎮化。大量的研究表明，以大城市、特大城市為中心的城市帶，包括周圍的小城鎮，才有就業機會，比如設計、物流、生活服務，以及圍繞制造業的一些生產服務業就業。西部地區很可能圍繞省會以及一兩個重要城市，形成城市帶。在這個過程中，就會出現農業人口轉入非農部門，于是勞動生產率得到提高。我們必須打破阻礙勞動力流動的一些障礙�，F在各地都對勞動力流動有限制。

　　隨著城市化的發展，服務業和制造業有可能向價值鏈比較高的方向發展。實現這一條就需要解除管制，放開市場進入。

　　我們可以看到，最近七八年，建設用地增加了70%多，常住人口增加了50%，人口密度是降低的。我們的城市不僅人口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不要說OECD國家，而且交通還比人家擁擠。這就是用地扭曲的表現。今后應該有一個好的激勵，而房地產稅是一個好的激勵。激勵地方政府盤活存量，城市集約式發展。

　　第四，社會保險體系必須改革。社會養老保險必須改成國家直接管，才能形成勞動力自由流動。三中全會明確了要國家統籌，但是，必須要改目前的保險制度，因為這個制度負激勵效應太大。不改成一個正激勵的制度，也就是三中全會要求的多繳多得的制度，單純提高統籌級次，就是災難。社會保險要精算平衡，收繳、給付、投資收益以及替代率、給付年齡等等都是精算調整的因素。

　　上述這些改革都是三中全會中提出的重要任務，四中全會又提出了依法治國的180項改革。我們已經看到了改革正在推進，比如，在沈陽設立了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管轄東三省，在深圳設了一個巡回法庭，管轄海南、廣東、廣西，全國至少還得設若干個個跨區域的巡回法庭，這是促進市場統一、公正的重大改革。巡回法庭屬于中央事權，將由中央財政承擔支出責任。中央財政的支出占比要提高，也是三中全會確定的。

　　總之，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確定下來的決定性任務，如果到2020年我們按時完成了，我認為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而且這幾年非常非常關鍵。由于我國人口快速老齡化的因素，人家有二十年時間的變動，我們可能就只有十年要做那么多的事，才能夠使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上去，走出停滯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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