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黃春明“買辦三部曲”中的知識分子批判
買辦是指1800年-1910年，幫助歐美國與中國進行雙邊貿易的中國商人。這類被外商雇用之商人通常外語能力強，一方面可作為歐美商人與中國商人的翻譯，也可處理歐美國家商界與中國政府之雙向溝通。除此，這類型商人還可自營商鋪，因此致富者頗眾。
摘要：黃春明的“買辦三部曲”―《莎喲娜拉.再見》、《小寡婦》及《我愛瑪莉》是隨著臺灣社會文化的脈動應運而生，它不僅著眼于人與土地的關系、城鄉流動與價值變遷，同時也嘲諷了在美日經濟、文化殖民下那些“丑角”式崇洋媚外的知識分子，并對這些令人鄙夷的角色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批判。盡管如此，作為拒絕“心靈貧窮”的知識分子，黃春明在其小說中體現的中心價值，我們可以一窺其勾勒出的在殖民經驗中欲建立的個人尊嚴與民族意識。
關鍵詞：黃春明;批判;知識分子
六、七十年代的臺灣，正由農業時代轉向工商業社會，經濟結構發生極大變化。除了生活于其間的小人物受到沖擊之外，臺灣的人文環境也因此產生了強烈的震蕩。黃春明正是在經歷了工商業的都市體驗后，創作了《莎喲娜拉.再見》、《小寡婦》以及《我愛瑪莉》等被稱為“買辦三部曲”系列的小說。這些小說不僅敘說了小人物在大時代巨輪的夾縫中求生存的悲慘遭遇，更對崇洋媚外的知識分子進行了無情批判。
一、精神文化的侏儒
自1895年日本據臺后，臺灣經濟即變為日本帝國主義經濟積累的附庸。四九年國民黨退守臺灣，利用日本殖民時的基礎工程與美國的經濟援助下鞏固時局，因此，美、日資本大舉進入臺灣。隨著大量的美援及美、日跨國企業的進駐以及西方先進科技的注入，與之相應的西方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以及行為觀念也涌入臺灣社會，造成社會轉型。這些變化也使人民社會道德和價值取向發生了轉變，導致崇洋媚日的風氣彌漫一時。而這也是促使黃春明利用手中的筆，以極為辛辣的筆調譴責那些徒具知識，實則盲目無恥，喪失自我精神的洋奴，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我愛瑪莉》中的大衛.陳。
小說中的大衛.陳本名實為陳順德，因為在臺北的外國機關工作，為著讓洋人好叫喚，便給自己取了個洋名字。這件事本無可厚非，但他后來卻以洋名為本，只要有人再呼喚他的中文名字，都會令他不愉快，甚至不予理睬。而洋老板如此稱他時，他卻喜出望外，以為洋老板和自己的關系有了更深層次的發展。這種令人啼笑而非的做法深刻的諷刺了陳順德甘于接受西方殖民主義文化宰制的變異現象，而對趾高氣揚的刻薄上司百依百順、逆來順受，甚至屈意奉承、委曲求全，他就像是“攀纏在一棵大樹的葛藤，沐浴在春暉中欣欣向榮”[1]。除此之外，當同事們聯合抗議洋人主管侮辱國家的語言時，陳順德會選擇“獨善其身”，置身事外。當然，他也會在工作中偶爾故意犯一些小錯誤讓洋主管挑剔，以滿足上司的權威感，自己卻以得到幾句廉價的安慰而感到快意。
小說中最為辛辣的描寫，大概是陳順德在面對其妻玉云和那只叫做“瑪莉”的狗互動時的反應。玉云本來是十分怕狗的，但陳順德卻強要她每天早上去遛狗。在一次遛狗的途中玉云被狗拖倒，摔得手腳全傷，陳順德不僅沒有同情她，反而大罵她無能，對狗卻是異常溫柔。后來瑪莉因發情而與外來的野狗交配，使一直以為瑪莉是純種狗的陳順德十分憤怒，并對妻子大打出手。玉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質問丈夫：“你愛我，還是愛狗?”陳順德斬釘截鐵的回答：“愛狗!”至此，黃春明將知識分子的奴化丑態，表現得淋漓盡致。而陳順德的種種行徑，也表明其內心渴望同化于外來的強勢文化，以此改變自己卑下的處境。另外，其妻玉云也是值得一談的角色，自從瑪莉來到了陳家后，她和一對子女的地位便連狗都不如�？墒怯裨茀s依恃丈夫在洋機關工作，才能生活沐浴在講究與享受之中，使得玉云對這個頤指氣使的丈夫一直采取隱忍態度，正因如此朱雙一才有了“玉云在經濟上得益，而精神上受虐的尷尬”[2]這一論斷，或許這也是在新殖民條件下，臺灣人民處境的一種象征。
二、被殖民男性的“去勢”
黃春明小說主題多在個人與社會之間展開，而“買辦三部曲”更與被殖民經驗的現實，與抵抗美日同化政策造成的臺灣同傳統文化的斷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謝世宗曾談論到關于殖民論述將被殖民男性‘女性化’的現象[3]，幾乎是不分中西，普世皆同的，但由于不同的歷史、政治與文化，而有不同的呈現。也正是因為這樣，在面對臺灣社會這許許多多因美日同化政策影響下的男性喪失了原有的“陽性”氣質的現象，黃春明用作品為我們展現了一批批在面對殖民者侵略時，男性地位始終曖昧不明，甚至淪于被矮化、被剝削境地的“丑角”式人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小寡婦》中的馬善行。
小說中的馬善行是一位炒作異國情調的大買辦，不僅將異國情調所帶來的“性刺激”跟“性販賣”結合在一起，自己更淪為一情色中介者。他善于利用西方人對于中國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對中國文化的想象，加以夸張化，進而以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論將臺灣女性物化、商品化。誠如陳映真所言，這個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工商管理碩士”，滿腦子都是經營、行銷管理的教條，他把面向來臺“找樂”的越戰美軍開妓院(酒吧)當老鴇，正經八百地當做一種產業，以西方行銷理論，將同胞妓女當做物質商品，做起了生意[4]。這正間接地表現出，馬善行這個被殖民者男性的角色，遭受到“象征性閹割”，亦成了一個性無自主能力者，當殖民者展現雄風，施暴于被殖民的土地和女人時，被殖民社會的男人必須隱藏自己的性能力，方能生存。
除了依憑美國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理念，將性交易用消費的方式國際化與商品化外，黃春明更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寫馬善行改造“小寡婦”的景況。從空間擺設、招牌設計、廣告刊登無不精心設計，力求盡善盡美。他甚至親自對酒吧女們訓練、授課，讓酒吧女們身穿清末民初的仕女服飾、頭戴前蓬后髻的假發，腳踩繡花鞋，胳肢窩塞一條絲巾，還教導酒吧女們扮演小寡婦的技巧。馬善行在言行中以一種自我殖民式的矮化，對中華文化加以詆毀。文中“小寡婦酒吧”中除被視為低落的中國文化外，亦順勢成為來臺度假的美軍眼中“中國”的代表。黃春明以辛辣的筆觸揭發了馬善行早已扭曲的社會價值觀，即以更理論化、系統化地出賣同胞婦女肉體，這似乎也印證了在一個從屬社會中，男性本身就時時懷著不像男人的焦慮，而外來的殖民論述更以其文化優勢感，否認或閹割了被殖民男性的男性氣質，致使被殖民男性表現于言行上的便是一種令人難以欣賞的卑微態度。
三、民族意識的流亡
黃春明的'創作意識是以敏銳地反映社會現實作自我期許，期待作品能夠引導讀者共同關注大環境，以此推動社會向前邁進。而作家的創作與其所處的時代背景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正是由于六七十年代臺灣特殊的社會背景，使得黃春明創作的著眼點由鄉土轉向都市，并且通過作品對那些喪失民族自尊的自覺與強烈的民族意識的知識分子進行徹底批判，同時這也表現出作者的民族意識與愛國情感。
《莎喲娜拉.再見》中的黃君基于歷史的仇恨，深深地仇視日本人。但他卻被老板交付替日本客戶拉皮條的急件公事，處于內在意識與現實環境的矛盾沖突中，內心深受折磨的黃君，幾經掙扎只能妥協。面對潛意識里還是把臺灣看成他們的殖民地的日本人，黃君即使心里痛恨，表面仍不得不迎合。對于過去歷史老師所灌輸的民族自尊，隨著時局的變遷已逐漸被潮流所淘汰。黃春明在以此嘲諷同時也嚴正撻伐日本人在戰后不知反省，更進而以經濟殖民對臺灣進行更嚴重的掠奪蹂躪，而在經濟殖民背景下的臺灣人亦不知覺醒，以致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產生種種變異。如果說黃君是還殘有一絲自覺與羞恥，那么《小寡婦》中的馬善行可以說是一個很偏激，很想把“理想”很快實現的人。從他對吧女的教育，以及提出異于酒吧業者以往經驗的想法，善以新鮮的、雄辯的言辭，并在說話時不時夾雜幾句英文，讓股東們沒有插嘴的余地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十足的投機分子。
當然，黃春明小說中同時賦予小人物有天生的自覺與正義，這也是他對整個臺灣社會在被殖民背景下所持有的一點覺醒的期待�！渡瘑涯壤�.再見》中的黃君，較之《我愛瑪莉》中的陳順德與《小寡婦》中的馬善行似乎并不是那么的不可救藥。他還有良知與羞恥心，因為在他的生命體驗里，有一個在殖民地時代被日本人毆打致殘的祖父、有一位素所敬仰，思想上抗日愛國的歷史老師，還有閱讀日本在南京大屠殺的畫報而悲憤不已經驗。在心理矛盾一來一往之間，黃君嘗試不斷的挖掘過往的歷史記憶，并在小說的推展中，企圖構建中華民族的自信與尊嚴。
綜觀小說中的陳順德、馬善行、黃君等人，都是社會中堅知識分子，黃春明以諷刺、批判和否定的筆法，書寫其缺乏道德意識且違背傳統文化價值的行為表現。究其原因，實意欲與當代大環境變動下，內心升起的民族意識相唱和。黃春明正是看到了潛藏在經濟繁榮表面下政治、社會價值觀“殖民化”的問題，因此開始創作一系列嘲諷各種媚態洋奴買辦的作品。他不再一味地書寫鄉土小民的苦惱、抗爭和失敗，轉而以諷刺、批判之手法譏笑那些處于都市的知識分子種種荒謬近乎無恥的行為。在揭示都市繁榮表象背后的丑陋之余，更加表現了作者對臺灣文化主體性的喪失有著強烈的覺醒和憂心。
參考文獻：
[1]黃春明.我愛瑪莉[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239.
[2]朱雙一.臺灣文學思潮與淵源[M].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289.
[3]謝世宗.男性氣質與臺灣后殖民小說中的欲望經濟學[J].臺灣文學研究學報，2009，10.
[4]陳映真.七十年代黃春明小說中的新殖民主義批判意識―以<莎喲娜拉.再見>、<小寡婦>、<我愛瑪莉>為中心[J].文藝理論與批評，1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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