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會計本科畢業論文
會計工作歷來崇尚穩健性原則，要求對壞消息的報告要比好消息更為及時與充分，為充分確定商業環境中的風險與不確定性，需要運用不同的可證實標準對收益和費用進行確認。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為應對轉軌時期與國際趨同的雙重壓力，會計制度必須得以變遷，而穩健性是改革中最重要的追求目標。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為促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動力，協同證券市場高速發展、國有企業大面積改革以及國際軌道的趨同效應共同對會計制度的改革起著催化劑的作用。
一、會計穩健性研究現狀
(一)早期關于穩健性的規范研究結論不一
Basu系統回顧了早期使用規范研究方法對會計穩健性進行研究的相關成果，認為應立足于穩健性的代表——存貨成本與市值孰低來進行分析，然后在逐步拓展到穩健性的一般原則。但是，對于規范研究，學術界的結論并非一致。批判者認為，由穩健性引起的確認損失與利潤的不一致，將會導致當期損益的高估，最終使得未來利潤會被高估。但支持者又持相反觀念，如蒙哥馬利認為應當把一項支出予以資本化還是費用化，其決定因素應是穩健性而非使其更為精確。中立者則認為，會計穩健性由于會計的謹慎性與其流行方式而存在，但是，會計從業人員須使用每一時點適當的分配收益與費用來解析穩健性，不能因為曾經恰當的穩健性而對目前的報表進行錯報，最終誤導了報表使用者。
(二)近期穩健性研究的發展：視角與方法的多樣化
隨著實證研究的不斷發展進步，近年來對會計穩健性的實證研究也不斷充實。早期關于穩健性的實證研究有Ball在1972年做出的會計方法的激進與否是否將誤導投資者決策的研究。Basu在2009年提出，自美國著名學術專家Lev在1993年倡導對穩健性的研究后，致使了90年代以來對其更為深入和廣泛性的研究。Watts(1993)針對會計穩健性提出了具體的研究指導，歸納了影響會計穩健性的3個因素：法律、契約、以及政府管制。隨后，1995年和1997年Basu又提出了關于穩健性的計量模型，認為會計穩健性的衡量標準可以運用盈余不對稱及時性，自此以后，大批量的實證研究成果開始涌現出來。
二、會計制度改革中穩健性原則的強化
(一)基于制度安排視角
在我國，上市公司在IPO過程中往往會對財務進行過度包裝，國有企業在改制后也存在著大股東“掏空”行為，這些現象會致使企業的業績在上市后會明顯下滑。可以看出，我國的上市公司存在著濃厚的高估盈余的要求。審計獨立性的欠缺以及與上市公司的串通促使這一現象更為嚴重，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地方政府參與企業盈余管理的現象。作為對這一現象的回應，我國的會計準則加深了對對盈余穩健性的重視程度。比如，對本屬于資本化對支出直接進行費用化，縮短資產折舊與攤銷的年限，對于資產減值準備應當全面計提，同時對于一些應記入利潤表的項目直接計入資產負債表。與此相對應的，監管機構也完善了對盈余信息使用時的監管。比如，對于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的計算原則，以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凈利潤與扣除錢凈利潤孰低為標準。盡管這些原則的加強與改善降低了對盈余高估的可能性，優化了市場資源的合理配置，盡可能地保護了投資者的利益。但同時，以上原則的運用必然會因交易和事項不能如實地通過會計信息反映而歪曲了財務報告，最終會誤導財務報告使用者。目前，證券發行與監管制度已經逐步削弱對盈余信息的依賴程度，這將使通過加強會計穩健性來服務資本市場的做法也被削弱。
(二)基于財務報告質量視角
縱使穩健性原則作為一項不可或缺的原則對會計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在確認會計信息質量時，最重要的指標依然是相關性和可靠性。會計信息要為報表使用者所使用，必須滿足相關與可靠的標準，往往這很難周全，可靠性的提高可能會降低相關性，反之亦然。而財務報告質量取決于可靠性與相關性的制衡，外部環境的變化不會引起其改變，并且最終也受報表使用者的需求而控制。在當前的制度背景下，確認與攤銷程序在應計會計制度下會導致會計的確認與計量的內在不確定性存在嚴重的可能性，并且，在管理者的估計與判斷后，會計信息的可靠性也許會受到影響。同時，以往的財務報告只披露成本信息，但現在開始轉變為在提供成本信息的基礎上同時提供價值信息，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加強會計信息的相關性。要提高會計相關性要求，必須要對會計準則加速確認不完全交易。然而，當資產的公允價值計量無法可靠取得時，應當在管理層遵守職業道德的基礎上，根據其判斷與估計，對經濟業務要求報告的數字進行確認。但是，在這種做法中如果控制不好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管理層對數據存在可以的高估和低谷，計量存在誤差，會引起未來使用者做出錯誤的假設。這種誤差若大批量發生，將會降低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勢必也會削弱其相關性。一方面，會計計量無法避免的內在局限性以及目前財務報告的發展，使得管理層的判斷成為企業財務報告與其它交易事項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另一方面，這種判斷權若使用不好，引發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加之與投資者與身俱來存在的信息不對稱現象，會使得管理層對報表進行操縱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基于目前的各種制度安排，如激勵契約、債務契約、業績考核、薪酬體系、以及監管體系等，都是以業績指標為導向，這就對激勵效應實現了更高的反饋，為管理層盈余操縱提供了借口。盡管對會計信息的正式契約還處于缺乏階段，不對稱的損失函數也使得管理者存在動機利用個人信息操縱財務業績預股票價格，目的就是將股東的利益轉移給自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考克斯在年會上做出演講報告，明確主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符合全球投資者利益的透明度和可比性承諾”。他提出，準則是否能為投資者的利益而擬定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近年來，隨著安然事件的東窗事發，一系列財務欺詐案件浮上水面，究其本質，發現財務報告質量的損害是由于對信息可靠性的忽視而引起，這一現象打破了資本市場健康有序的發展，最終使得投資者蒙受了巨額損失。而外部投資者的關注點，開始逐步發展為自身利益的保護，而非以往的財報信息的相關性。目前，財務報告和投資者遇到的一大難題，就是對激進會計造成顯著錯報的識別能力。針對報表使用者需求的不同，制定準則的相關機構需要對會計準則審時度勢，定期重新審視準則，唯有如此才能全面迎戰會計內在局限性與財務報告發展所帶來的挑戰。總之，會計穩健性原則對改善財務報告質量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這是我國需要不斷強化穩健性原則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國際會計準則長期以來要求全面貫徹會計穩健性的內在原因。
三、總結
我國會計準則在適應國際軌道的進程中，不能忘了我國特殊的經濟環境。目前，對于會計穩健性的研究，我國學者主要還是通過借鑒國外學者的實證模型，收集我國上市公司數據，對穩健性與企業治理、盈余管理等變量在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對會計穩健性結構及其運行機制一直缺乏深入的剖析。如此，穩健性制度的有效實施，必須充分理解其屬性，在穩健性制度從非正式化向正式化演變的過程中完善其運行機制的合理配置，最終實現制度屬性與運行機制完美契合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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