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萬歷十五年》讀后感

　　導語：黃仁宇先生是史學界的異數，致學于哈佛學派和劍橋學派之間。他的“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從而高瞻遠矚地考察中國歷史的“大歷史”觀，在史學界影響深遠。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謹嚴之基本原則下，同時又能讓大眾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歷史不再被識為畏途、不再是幾個歷史學家齋中之物。以下是由CN人才網收集整理的黃仁宇《萬歷十五年》讀后感，歡迎閱讀。

　　這幾天抽空在看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三聯版的，看版權頁就發現從1997年5月到2005年5月就重印了20次，而這本書是1974年最早在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一本已經出版三十年的書，為什么還如此暢銷，實在也是一個奇跡。

　　于是就一天看一點，幾天下來，倒是看了大部分。作者用平淡的語調，敘述了在1587年，萬歷十五年這個他認為“平平淡淡的一年”前后發生的事情。粗粗一看，好像是在寫歷史人物，從首輔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模范官員海瑞、將軍戚繼光、哲學家李贄到活祖宗萬歷皇帝，無不速寫了他們在理想與現實的沖突中飽受煎熬，無論是皇帝還是官員，這些人最終都沒有功德圓滿，甚至身敗名裂。張居正最終被查沒，萬歷自己死后也無法同最愛的鄭氏同陵，海瑞則在大家的摒棄中掙扎......“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

　　感觸最深的是張居正。他的強勢行政模式和作風，同當時的“文官政治體制”格格不入，他在世的時候沒有以他的精明干練發現“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后或成或敗，全靠看它與所有的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憂，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不過是空中樓閣”，他忽視了他所要改變的東西正好是當時落后的生產方式與政治現實相平衡的產物，他忽視了中國兩千年來的癥結就在于道德代替了法制。于是他的失敗和海瑞被視為異端就可以理解了。張居正十年鼎力革新，也受盡怨謗，最終人亡政息，到他身后，與他交好的還屢受其株連，這不能不說是政治家最大的失敗。而在其后的申時行，也許就領會到了這一點，他開始同文官體制妥協，甚至寧可被看成是大和事老，被批評成犧牲原則的政客，但依舊堅持折中調劑的原則。一切的目的也是為了讓國家機器的穩定運轉。

　　所以說，從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政治家為保障社會的穩定，而有可能采用保護落后來作為手段之一，在某種程度來說，也是一種政治家的睿智。因為這樣，無論從國家資源還是個人資源以及發展中可能付出的社會成本都有可能是最小的。

　　歷史，就是這么客觀地前行。放寬歷史的眼界，伸展歷史的觸角，歷史的書寫應該還原歷史發展真實的軌跡。歷史的真相往往隱藏在細節中，需要我們去體會和研習，而不需要他人直接的結論。

 

黃仁宇《萬歷十五年》讀后感(二)

　　抽空又掃了幾眼《萬歷十五年》。才買了一年多，但已經是第三次看了，真是好書。看了這個，覺得以前學校里看得那點歷史課本，都白念了，那些課本中的所謂的歷史，所謂的歷史人物，仿佛三流電視劇或三流動畫片，人物都是被固定下來并夸張處理，忠、奸、善、惡、智、愚、清、濁......

　　張居正、海瑞、戚繼光、萬歷皇帝......這些在歷史課本中出現的角色，在《萬歷十五年》中一一出現，看這本書，就仿佛在親歷他們的處境、他們的苦惱，他們的夢想，他們的野心，他們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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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制度極為簡單，缺乏判決爭端的根據。即使是技術上的問題送交御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為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萬歷十五年》)

　　不管判斷什么，都可以以“道德”為武器，看不慣誰，罪名找不到好辦，從道德上出文章。

　　還有很多都是瑣碎的事，張居正父親死了，可張居正是身居要職輔佐皇帝的重要任務，他應該不應該去辭官守孝?于是，儒家的一堆大道理就又來了，你應該這么做你應該那么做......

　　形式高于一切、道德高于一切，道貌岸然的儒教建立起了一套完美的表面世界，同時大家在潛規則下繼續爾虞我詐貪污受賄結黨私營，一套儒教理論，一套潛規則，兩者互不干涉的組成了這個封建王朝。

　　魯迅說，“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說的真好，魯迅就不信這套。“仁義道德”，哄小孩兒哪，你們不還該干嘛干嘛么。

　　可是，偏有人看不見潛規則，天真的以為，這個世界就是儒教理論所描述的那個樣子，比如海瑞。

　　《萬歷十五年》中，寫海瑞那段很有意思。

　　海瑞，清官，民眾心目中的英雄，政府的廉潔形象的“形象大使”。

　　可是海瑞漠視潛規則，也是政府的眼中釘。

　　政府又要表彰他，暗地里又不希望出現這種人，對這種人，辭不得，留不得，真難辦，最后政府給海瑞安排了一個沒有實權的“高官”，希望讓他老老實實的作“形象大使”，偏偏海瑞擰，假裝辭職：這個官位的.工作很簡單，可即使這樣，我也覺得很難完成，實在沒什么能力，我辭職好了。實則要挾政府：你們敢辭我嗎?我是超級大清官，是你們的“形象大使”，你們把我辭了，輿論可對你們不利。不辭，就老老實實給我個有實權的位子。海瑞，你也夠精的啊。

　　可是海瑞也只是這種小地方精明，他缺乏一種大范圍上的智慧，他看不到這個王朝的癥結所在。儒教統治的王朝，表面上奉行一套理論，實際操作執行另一套方法，可是海瑞看不到這點，他單純地希望將世界改造成像儒家表面的理論所宣傳的那個烏托邦世界，他無視潛規則，也要破除別人的潛規則，讓所有人尷尬，卻又不能說出口。

（緊接下一頁）

　　海瑞死了，“使北京負責人事的官員大大地松了一口氣，因為他們再也用不著去為這位大眾心目中的英雄——到處惹事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

　　“訕君賣直”，是看這本書學到的一個詞。訕，沒查過詞典，估計是欺騙的意思，欺騙皇上，把正直當商品賣掉——故意作出一幅忠臣的樣子，力排眾議以死相諫，將自己的“正直”做一次賭博，做一次投資，失敗了，大不了被貶，大不了被殺;成功了，一代功臣，弄不好還來個萬古流芳。書里寫的不是海瑞，以海瑞的品行不會干這種事，但不能保證其他人不這么做。

　　訕君賣直......很有意思，以前從來沒想到過會有這種東西。學校的歷史教科書把每個人貼上了標簽，這個是忠臣、那個是奸臣......其實，誰也不是省油的燈啊。

 

黃仁宇《萬歷十五年》讀后感(三)

　　歷史著作一向以枯燥、晦澀而使讀者敬而遠之。中國雖然號稱擁有千年的文明史，史籍汗牛充棟，仰天俯地皆為歷史。但在現代社會中，歷史著作仍然是門前冷落車馬稀，展現出尷尬的局面。在歷史著作遭受冷遇的環境中，有一部歷史著作自1982年出版以來，卻頗為意想不到地一版再版，創造了歷史圖書的奇跡，無論是專業人士還是非專業人士都對之報有濃厚的興趣，這本書就是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著的《萬歷十五年》。

　　萬歷是明神宗朱翊鈞的年號，他在位時間長達四十五(公元1573年至1620年)年，同時他也是明朝歷史上最為懶惰的皇帝，創造了二十年多年不上朝的記錄。在其駕鶴西游二十四年之后，朱明王朝就覆亡了。作者截取萬歷十五年(公元1587年)的歷史瞬間，以冷峻的筆法從各個角度深入細致地再現了歷史，展示了中國傳統官僚體制下低能腐敗的記錄和社會走向末世的情態。

　　在這一年出場的典型性人物有萬歷皇帝、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文官海瑞、武將戚繼光、思想家李贄等人，他們個人的悲劇折射出歷史的嚴酷。作者論述說：“1587年，是為萬歷十五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歷史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于創造或者習于茍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后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作者的宗旨是意在說明中國十六世紀社會的傳統的歷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沖突時的形態。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一場歷史上的大失敗呢?在這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黃仁宇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因此，可以這么說，明朝是中國傳統社會法律與道德弊端的大暴露，它表現了中國傳統社會使法律與道德發生錯位，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制度、技術上的一系列根本缺陷。

　　明朝的創始人朱元璋在“驅除靼虜，恢復中華”的旗幟下，建立了明帝國。但是具有明教背景的朱元璋并未給中華大地帶來光明。相反，明帝國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內斂萎靡的王朝，明帝國的決策者是一群沒有創造力的少數人，不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于是囫圇吞棗地從古人的倫理道德中希冀解決現實的問題，“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書’中的倫理作為主宰”。因此，從一開始明朝注定是失敗的王朝，只不過歷史需要時間來顯現。

　　經濟是基礎，這是任何人無法否認的現實。黃仁宇認為朱元璋所創立的“洪武”型財政貫穿了明帝國的始終，洪武型財政的財政體現了典型的農業社會和小農經濟特點。洪武型財政“簡而言之為缺乏眼光，無想象力，一味節省，以農村經濟為始終，憑零星雜碎之收入拼湊而成，當中因素都容易脫落。并且只注重原始的生產，忽視供應行銷間可能的技術上之增進。”朱元璋出身于農家，他所代表的制度也要維護典型的小農社會，其主要著眼點在于保存一個農業社會的儉樸風氣和平均主義，但是歷史往往是二律背反的，這種經濟制度最嚴重的后果是普遍地遏止了各種法律制度的成長發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以普遍的貧困以及在貧困面前的普遍平等取代了社會的發展。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除了局部的修修補補以外，沒有發生重大的變化。儒家的.倫理道德貫穿在傳統政治中，即所謂“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道德擁有異乎尋常的力量，指導著政治、經濟、法律、文化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在道德中找到論據。明朝尤其如此。“本朝以詩書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過了以往”。

　　在政治上，作者認為中國傳統政治的最大弊端在于“不能從數目字上進行管理”。所謂數字是有計劃的、精確的制度化、量化的管理，明王朝是絕對不是數目字上進行管理，僅僅依靠過分簡單化、隨意化和僵化的道德信條和意識形態。譬如就司法制度來說，它不是通過立法的手段提供判決案件及解決爭端的具體規則和法理依據，而是以“四書”所確定的道德規范作為法律裁判的基本依據。“即便如此，本朝的法律制度就不外是行政的一種工具，而不是被統治者的保障”。海瑞，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十幾年前以其名而引發了一場異乎尋常的運動，留給人們深刻的印象。海瑞一生的經歷，就是這種制度的產物。個人道德之長，仍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作為個人，海瑞無疑是道德的楷模。海瑞死后的銀兩只有二十，連喪葬費都不夠。就是這樣為官清廉的人也只是在道德的藩籬中徘徊，他十分重視倫理道德的制導作用，遇到難以斷奪的官司，海瑞采取的是“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員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其鄉宦，以救弊也。事有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這反映了倫理道德對法律的影響。在這種法律體系下，談不上保障人權。法律的解釋和執行離不開傳統的倫理，組織上也沒有對付復雜的因素和多元關系的能力。即使技術上的問題提交御前請求決定，也要被“翻譯”成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以道德的名義去掩飾實際的利害和是非，以倫理的判決代替技術化、制度化的行政管理，就必然會使專制集權、效率低下、貪污腐敗成為一個社會的政治常態。

　　明帝國高舉道德的大旗，大肆提倡倫理道德。但是在實際的統治中卻不見道德的蹤影，依靠的是不道德的酷刑、特務政治，建立了空前的恐怖政治，明帝國也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殘暴的王朝之一。這恰恰為泛道德提供了最好的腳注。個人生活在歷史之中，生活在現實之間，人們彼此之間在道德的掩蓋下，干著爭權奪利的勾當。晚明混亂的政治局面我們見的道德在哪里呢?作者所選取的人物都成為道德的犧牲品。因此“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總之，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見但簡單粗淺而有無法固定的原則的限制，而法律有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萬歷十五年中國歷史上一出悲劇，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失敗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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