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蕩兩千年》讀后感

　　當認真看完一本名著后，大家對人生或者事物一定產生了許多感想，此時需要認真思考讀后感如何寫了哦。但是讀后感有什么要求呢？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浩蕩兩千年》讀后感，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浩蕩兩千年》讀后感1

　　中國的政治史和企業史就是交織在一起的。因為政府就是一個經濟組織，除了對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外，他還要穩定的自己的政權，就像商人不僅要賺錢，他還要保證自己能繼續賺錢，也要用一定的手段去打垮別的競爭對手，與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本質是一樣的。因此商人在中國的政權模式下，根本不可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很多時候商人需要政府頒發的經營證書或者許可證之類的準許條件，這也必然導致了尋租的存在，最終滋養了腐敗，《國家監察》第一集講到的茅臺酒事件，就是很好的證明，誰叫存在特許專賣店經營權和定額指標呢。

　　國營企業、特許經營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技術進步，但是政府促成的統一市場，巨型托拉斯又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規模效應（標準化-規模化-工業化），到底是規模效應帶來的好處多一些，還是技術進步帶來的好處多一些，這就是典型的市場經濟多一些還的計劃經濟多一些的類似問題了，也是必然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勢。這也是我們國家為什么在20xx年提出供給側改革，南北車和南北船合并。

　　經濟發展其實很大程度被政治引導著，如果政治家也是經濟家，這種引導也許就是良性的，比如商鞅推出的《墾令》，出臺了法令，還出臺了具體的配套政策措施，鼓勵和資助農耕，并進行了政策宣講和引導，帶來了農耕的繁榮；但如果政治家只是集權家，那這種引導可能就會帶來更為可怕的后果，比如秦始皇，其一死，經濟和國家全部分崩離析，不可持續。

　　所有事情都跟經濟規律一樣，有周期性。古代輕商重商的理念也是周期性的，國家經濟放開與管制也是周期性的，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是周期性的，但集權和抑商不是周期性的，因為他們是兩個概念，可以在集權的狀態下發展商業，但是商業發展不能發展到可以挑戰中央集權，這必然會導致商業的周期性被強制干擾。

　　從周期性的角度來看，又讓我想起了《慶余年》，第一集里提高了人類發展的周期性，科技發達的時代最后又回到了古代，重新來一遍上下五千年。歷朝歷代從來都是先開放后閉關的規律，從這里，我倒更傾向于因為中國發展更早的進入了循環，還是最優秀的，美國現在的關稅政策有點閉關前兆的感覺。

　　很多事情必然有其歷史原因。秦始皇統一天下，隨后出現了12巨大“金人”、阿芳宮、長城、兵馬俑，其實是秦的經濟模式必然導致的結果，法家思想的`商鞅，帶來了極權主義下的超級國有專營、巨型兵工廠經濟模式，擴張戰爭結束后，原有的經濟模式產生的慣性根本不可能立馬停止，沒有了戰爭，就只能將過于產能用來修建長城和兵馬俑之類的了。

　　諸子百家，法家最有利于國家統一，而儒家最有利于維護中央集權，所以國家統一之前應該實行法家，國家統一之后，應該實行儒家，但是儒家不可能帶來經濟社會的發展，只能在思想層面鞏固中央集權，所以頂層宣傳的是儒家居多，實際操作法家居.

《浩蕩兩千年》讀后感2

　　計劃在疫情這段期間把家里買了還沒來得及看的書讀一讀，第一本就拿起了《浩蕩兩千年》。該書是這一系列按時間排序的的第一本，從先秦時期開始講到那令人屈辱的1840年。“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讀罷本書，只覺興替輪回中是平淡中的驚心動魄，心情復雜而惋惜。

　　從先秦至晚晴的商業史，是“市場經濟”在“中央集權”陰影下的艱難求生。前者活躍，而中央財政捉襟見肘；后者強勢，則前者淪為官商經濟的附庸；而中央與地方實力的此消彼長，又使得戰火連連、生靈涂炭。如此循環往復，中華寶地在各個野心家的覬覦下，滿目瘡痍；在平和安穩中，又能頑強再生。

　　我激動于歷史長河中奇才的聰明才智，古代中國已有許多現代概念的雛形。比如：“四民分業”的專業化分工雛形；“交子”作為現代紙幣的雛形；“撲買”作為承包制的雛形；“飛錢”類似于匯兌業務；貨幣機制的“銀本位”的概念，并有計劃的控制貨幣M0的發行以及參股、分紅等股份制的概念等。

　　我驚嘆于在先秦、大漢、盛唐、宋朝時期，中華大地的城市化率原來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亦喟嘆于在這些先進的經濟理念卻未能得到延續而避免中華大地被鴉片和大炮轟開國門。原因可以說是思想禁錮，儒家思想對于“利”“義”之涇渭分明，沒有人有興趣將這些思想匯集為系統理論。可以說是國情限制，若商業繁榮，則千萬人民去農從商無法溫飽，從商者向來惶惶不可終日，因為財產被褫奪也就是一句話的事；從商者沒有必要專注本業創新，即使在原始的生產能力下，因為龐大的人口和內需，也能實現驚人的生產力和消費力。可以說是統治者的無知，為避海亂封鎖外貿，自發轉身背向新時代的浪濤；可以說是商人的懦弱，對鴉片貿易的縱容以及對當權者的依附。

　　后來者寫書讀書，不免帶著上帝視角“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但事情的發展本就不像電影，有背景音樂和特寫來告訴人們已來到盛衰的重要轉折點，身處其中的民眾、商人、相邦、統治者，也只是一個個普通人，在目力所及范圍內可能已經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因竭力進取而衰落相比不思進取而衰落，前者是否更讓人唏噓呢？

　　最后，對鴉片戰爭的性質，書中寫到“中國學者大多數將這場戰爭看成是徹頭徹尾的侵略戰爭，是導致中國衰落的罪魁禍首。而西方學者則傾向于將戰爭看成是中國衰落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正是這場戰爭讓中國“擺脫”了閉關鎖國的狀態”。將鴉片戰爭視作中國衰落的罪魁禍首未免對我國演進的反思還不夠深刻，但即便如此，這仍是導致喪失主權的侵略戰爭，而非冠冕堂皇的“好心好意”。我堅持，錯誤的事本身就是錯誤的，而不能因其他理由而美化，就像家暴就是犯罪，而不能被美化為“幫你學會怎么做一個好女人/男人”。

《浩蕩兩千年》讀后感3

　　我一直以為遠古的中國是個完全的農業社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千萬人民生活的主旋律。最讓人心動的是文化的燦爛，諸子百家、唐詩宋詞。但不曾想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商業經濟曾經幾度發展，并對社會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在商業經濟的起伏中，一些具有戰略眼光的商人一次次站在歷史的舞臺，長袖善舞，雖然其中不少人最終成了政治的殉葬品。但商業在很多時候只是政治的附庸，商人的命運自然被政客玩弄與股掌之間。商人逐利的本性必然要需求政治的庇護，政客必然也需要商人的支持，于是二者或明或暗捆綁一起，拆不開打不爛，這種曖昧關系竟然延綿至今日，依然有千絲萬縷的關系。

　　在春秋戰國時期，政治自由、文化自由，商業也很自由，商人也比較瀟灑。齊桓公在春秋時代率先稱霸，在他霸業的后面，起到支撐作用的是商人出身的管仲。從政后卻把商人的思維發揮的淋漓盡致，尤其是在經濟上的改革，主要有四民分業、貿易興國和鹽鐵專營。從而讓齊國走上經濟強國、政治強國之路。在中國以后的發展中，經濟一直是政治發展、文化繁榮的強心劑。

　　古代最瀟灑的商人叫范蠡。他協助勾踐開創春秋后的最后一個霸業。在越國稱霸后，他卻辭官經商。在商海他如魚得水，成了那個年代的超級富豪，而每當財富積累的一定數量的時候，他又散盡千金從頭再來。無論他從事什么，總是能把握住經濟規律的脈搏，游刃有余。巨大的商業成功，被后人尊稱為“商父”。

　　秦始皇大一統后，中國進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皇權社會。中華文明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獲得了快速發展。在政治強人輪番登上歷史舞臺的時候，背后總少不了商人智慧的大力支持。秦始皇的背后是呂不韋，一個具有經濟頭腦和政治眼光的商人。通過一系列精心運作，竟然把秦始皇的爸爸扶持為秦國國君。他應該是中國歷代最成功的商人了，但功成名就后的呂不韋后來也逃不脫政治的詛咒，被秦始皇賜死。漢武帝登基后，內政外交均采取了強硬政策。而這些強硬政策的背后，自然需要經濟的強力支持。一個極具爭議的人物應時出現——桑弘羊。桑弘羊的命運可想而知，75歲的時候被以謀反的罪名滅族。

　　在隨后的歷史演變中，亂世也罷，盛世也罷，士農工商的排列順序非但未變，反而愈演愈烈。在任意一個朝代的興盛過程中，必然會帶動商業的發展。而隨著王朝的沒落，商業發展往往也會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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