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面臨哪些挑戰？
巴黎氣候大會即將召開，本屆大會被寄予厚望，期待能達成一個新的全球協議，即對2020年后遏制溫室氣體排放，保護地球免遭災難性高溫影響作出安排。
與此前相比，各國達成新協議、進行可持續發展、應對氣候變化的政治意愿強烈。自下而上的“國家自主貢獻”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強制減排;此前中美發表《氣候變化聯合聲明》被評論為“從根本上改變了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全球政治”。人們認為，巴黎不會成為第二個哥本哈根。
但不可否認，巴黎氣候大會談判中的分歧依舊難免。究竟，巴黎氣候大會是在何種國際形勢下進行的，達成新協議面臨哪些挑戰呢?
氣候談判的變與不變——國際秩序并未改變
6年前，各國家和地區代表團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吵得喋喋不休，雖然達成了《哥本哈根協議》，“要么接受協議，要么放棄”的態度使得協議不具強有力的法律約束力。6年后的巴黎氣候大會，被認為是“拯救人類未來”的一次重要機會，國際政治經濟以及排放格局的變化會給談判帶來影響。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氣候變化司副司長孫楨分析了當前國際形勢，認為在這6年中，排放格局發生了變化，但國際秩序并未改變。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氣象局氣候變化經濟學模擬聯合實驗室組織編寫的《應對氣候變化報告(2015)》進一步細化了國際責任體系的變與不變。報告指出，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中所占份額逐年下降，由2000年左右占全球GDP81%以上的份額，下降到2014年的不足63%;與此同時，大規模的中低端制造業由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進一步推動世界經貿結構調整，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所占比重增大。
同時，世界經貿格局變化。這可能觸及各國參與全球治理包括國際氣候治理的根本基礎。發達國家在出資意愿、合作方式、減排行動、國際貿易等方面可能變得更加保守，對發展中國家開展減排行動的訴求會增加，在發展中國家的行動意愿沒有顯著增加的情況下，國際氣候治理進程可能會因此陷入僵局。
此外，發達國家排放占比低于發展中國家。這種格局導致部分發達國家責任意識模糊化。另一方面，國際治理體系也發生變化，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多參與國際貿易，主動或被動地接受了更多國際標準，成為參與國際治理的主體。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責任體系未發生根本改變，發達國家仍占有歷史排放的主要份額，人均排放格局差異依然巨大。美國自然資源研究所發現，上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保持在10噸左右，而同期發達國家人均排放僅從2噸提升為目前的約3.2噸。最為重要的是，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格局沒有改變，其掌握技術、制定標準的'格局未變。因此，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構建公平高效的國際合作機制仍是此次氣候大會需要堅持的。
法律談判與政治準備——巴黎氣候大會仍有重要分歧
外交部氣候變化談判特別代表高風認為，和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相比，當前各國都有強烈的希望成功的政治意愿。一方面美國現任政府大力推行應對氣候變化政策，巴黎氣候大會正好趕在美國大選之前，是一個建立新協議的好時機;另一方面，世界經濟在等待新的發動機，要解決過剩產能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
現在已經有160個國家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提交了“國家自主貢獻”文件。這表明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都在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采取行動。不過，孫楨認為，需要正確理解法律談判和政治準備的關系。畢竟，人們希望世界可持續發展，但牽扯到自身經濟利益的談判，更多還是妥協和博弈的過程。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剛剛參加了此次巴黎氣候大會的部長級預備會。“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態度是積極的、有建設性的。但是仍有分歧，特別是主要分歧還依然存在。”他說。
分歧主要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如何體現。盡管現在沒有一個國家公開反對“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但原則上的肯定，不意味著行動上的落實。
解振華舉例，在減排方面，根據歷史責任、各國發展階段和水平，發達國家應該按照《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要求，承擔絕對量減排義務。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建議，在2020年之前，發達國家至少應該減排25%至40%。而現在發達國家的減排力度并沒有達到。發展中國家應在得到發達國家資金技術支持的前提下，采取積極的行動。這些“老生常談”的問題，仍然是談判中分歧所在，也是交鋒的核心問題之一。
今年初，美國媒體表示：“在關鍵問題上還存在各種深刻、長期以來就一直存在的分歧。”例如，小島國家要求協議為逐步停止溫室氣體設定一個本世紀內的確定時限，比如2050年;石油大國沙特阿拉伯則表示，這一期限根本就不切實際。
等待解決的分歧如此之多，使得一些國家擔心最終的巴黎協議可能會缺乏力度，以至于無法完成必要的減排。解振華認為，要想順利達成新協議，必須建立政治上的互信，認真落實各國已經作出的承諾。
國際期盼與大國承擔——大會談判需建立政治互信
在巴黎事件發生后，法國政府宣布巴黎氣候大會如期舉行。這畢竟是一次舉世矚目的、解決人類未來發展的重大會議，求同存異、促成大會達成共識是國際社會共同的期待;巴黎氣候大會協議不僅僅是減排協議，更是落實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具體行動的協議。
高風認為，從現有的安排上看，巴黎吸取了哥本哈根外交上的失敗，避免了核心錯誤，例如安排與會的各國領導人在大會首日出席，以增強氣候談判的政治動力。
法國政府11月20日透露，已有138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接受邀請出席巴黎氣候大會;大會期間，來自195個國家以及歐盟的代表將匯聚一堂，各方代表團人數總計將達到1萬人;全球近2000個非政府組織也將參加大會;大會注冊記者數量已超過3000人。
在國際社會的熱烈期盼中，中國作為重要經濟體、發展中國家代表，其行動和承諾自然成為焦點。
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近20年，在全球節能總量中，中國占了一半以上。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培林表示，中國作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正在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全球氣候治理。中國與美國、印度、歐盟、巴西、法國等國家發表應對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以及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按時提交“國家自主貢獻”等一系列行動，向國際社會表明了開展氣候治理行動的決心，更展現了一個發展中經濟體建設性地參與國際事務的姿態和對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負責任的態度。
中國除了明確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并爭取提前達峰外，還強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問題。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第一工作組聯合主席翟盤茂說，現在的氣候已經受到了氣候變暖的影響，而非人們認為的“氣候變暖是很久遠的事情”。因此，各國家和地區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應該加強對適應問題的研究。對此，中國在“國家自主貢獻”中就提出要健全早期預警預報體系、采取減災防災措施、增加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等，提高適應能力，負責且務實。
解振華表示，現在發展中國家最關心的，一是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能不能堅持，二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資金技術支持能不能兌現。他認為這是會議成功、協議達成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最關切的問題，也是建立政治互信的重要表現和基礎。因此，他期待在此次巴黎氣候大會談判中，各國把共同但有區別等公平原則反映在協議的減緩、適應、資金、技術、能力建設、透明度及行動力度等各個要素中，建立框架性機制，確保各國行動能夠有效加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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