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新修民辦教育促進法“二審”變數
《教育法律一攬子修正案(草案)》在12月26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審時未能全獲通過。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建議，該草案中《民辦教育促進法修訂案》(下稱修訂案)暫不交付表決，“待進一步完善后，適時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審議。”
修訂案規定對民辦學校分類管理，即辦學者可以自主選擇學校性質：非營利性或者營利性民辦學校——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的舉辦者不得取得辦學收益，學校的辦學結余全部用于辦學;營利性民辦學校的舉辦者可以取得辦學收益，學校的辦學結余依照公司法等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分配。
該分類管理制度意在鼓勵更多民間資本進入辦學市場，這將有利于中國教育水平通過市場化的方式獲得提升和發展。同時，對現已存在的大量民辦教育培訓機構來說，也將有充分的正當性接受社會資本，與其他企業一樣享有融資、上市等權利。但同時，選擇成為營利性法人的辦學機構，也將不再享受土地、稅收等優惠政策，辦學成本大幅提高。
今年1月，包括民辦教育促進法在內的一攬子修正案獲得國務院常務會議的通過，開始進入人大常委會立法程序，并在今年8月份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審。此前，芥末堆的報道中曾樂觀預計，若審議順利，配以部門和地區實施細則，阻礙民辦教育發展的“身份問題”將在三年內得到解決。
主要的爭議點在“配套制度”
不過，此次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審”，對分類管理問題不予通過，整體延遲了這一修法進度。
綜合新華網、法制日報和財新網的報道看，此次修法的爭議點主要在“缺乏營利性民辦學校相關的配套制度”：
1. 政府給予“非營利民辦學校”，土地、稅收等優惠;而“營利性民辦學校”無法享受上述優惠，辦學成本陡增。
2. 非營利性民辦學校變更或終止時，其財產在清償債務后應“繼續用于教育事業”。這實際將造成辦學者在變更或終止時，無法拿回個人原始資產。
3. 很多公辦高校下設的“民辦二級學院”需要重新定性，其“母體”公辦校作為非營利性學校是否還應獲取回報存疑。
在一些教育行業從業者看來，這些爭議的焦點集中在配套制度，并不影響“分類管理”本身的基調。實際上，辦學成本問題，相對中國家庭對優質教育的急切渴求，在很多地方“不是問題”。而辦學主題變更和終止時如何處理財產和債務等問題，也可以通過后續配套的行政條例補充。
據知情法律界人士透露，教育法一攬子法案在一審時分歧就比較大，如果二審時未能對分歧條款進行細化，則很難直接通過，三審時將繼續細分討論。
“修法先開口子，對外來資源進入行業有很大價值”一位民辦教育辦學人士對芥末堆表示。在他看來，受二審“波折”的影響，很多市場化辦學資源的“布局思路和步驟都不同了”，如果法案最快后年才能提交(全國人大)表決，實施時間還要更長的話，企業做三年規劃時都不會考慮這事了。
而這之前，很多企業都躍躍欲試，希望參與到民辦教育的大潮中來。“這次修法相關方都錯失了機會，人大委員提出的一些疑問本來事前行業就可以充分回答，因為我們沒有成熟的游說機制，導致立法過程的討論和信息溝通不夠充分。”這位辦學人士有些遺憾地說道。
“渴望有作為的”企業依舊積極備戰
雖然，對營利性學校的管理和實施細則仍存在變數，但很多企業已經在市場化辦學方面積極嘗試。浙江的子軒教育已經成功在工商登記上注冊為經營性教育機構，其董事長岑少棟介紹，上海、寧波、溫州都已經開放了對民辦教育的這扇門，“昂立當時就是靠著上海的政策從而借殼上市嘛”。
而對于一攬子修正案中關于民辦教育部分被打回，岑少棟認為關鍵原因并不在于民辦培訓機構，在于民辦幼兒園以及一些關于素質教育的民辦學校，因為其性質難以界定的原因導致人大對一攬子修正案保持了一個保守的態度。
岑少棟認為，此次二審未通過修訂案可能會有幾個影響：
首先，紹興本來也快要開放營利性教育企業的注冊了，但估計會再等一等，地方上像寧波、溫州這樣推進民辦教育改革的政策會放慢。
其次，類似于龍文、學大這樣希望在二級市場上有所作為的企業可能會受影響，尤其是從美股回歸A股的教育公司可能會比較難。
第三，從長遠看，這并不利于民辦教育的`長期發展。
上文中提到的辦學人士也表示，修法波折會影響民辦教育發展的“氣勢”，但他打算“該做的繼續做”，目前他正在緊鑼密鼓準備辦學，全套的學校操作系統在研發中，“繼續原節奏，可能加快，因為參與的玩家會更少了”。
修法“波折”的遠期影響
不過，考慮到當前從幼兒園到大學共有4302萬名學生在民辦學校就讀，一些民辦學校脫穎而出，一些學校由民校辦成了名校。放開民辦學校后，更多資源注入的民辦校，將成為許多公辦校強勁的競爭對手，極有可能出現民辦的教師身份和待遇以及話語權上升。有人擔心，民辦教育促進法的修訂，將受到來自公立教育體系的巨大阻力。
教育部門對此表態：早在2010年出臺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已經明確提出“探索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民辦學校分類管理”的改革方向。教育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孫霄兵表示，科體文衛領域的分類改革均已完成，教育領域也理應與之同步。
而此次修訂案二審未能通過，或許還有更深遠的影響。
對民辦教育分類管理，是中國當下教育改革的“突破點”之一。2014年，高考改革“破題”，上海、浙江等地細化了“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執行方案。
與此同時，公辦學校的辦學機制也開始嘗試調整，總體趨勢是，政府不再自己投資辦學，但會對教育服務買單(俗稱PPP模式)。蘇州市教育局局長顧月華在上周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互聯網教育合作伙伴會議中分享稱：蘇州市每年拿1.4個億購買教育服務，其中就包括“優質的教師服務”。而這，也可以理解為民辦教育機構為公立教育做補充的一種方式。
多年以來，江浙滬等地區對教育改革的積極嘗試，正在成為全國教育改革的標桿，而這些改革都與民辦教育的發展密切關聯。來自業內的擔心是：如果民辦教育促進法在修法環節“卡住”，是否會連帶影響公辦教育機制的改革?
與當下中國其他領域的改革一樣，教育改革同樣“牽一發而動全身”。種種復雜問題，需要政府、產業、智庫、公眾等更加充分的溝通、協商。眼下，距離教育法一攬子修正案的“三審”或許仍有兩到四個月的時間，這幾月，決定了未來三到五年民辦教育的發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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