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6年到2004年，中國的法律碩士教育走過了八個年頭，從制度初創時期的篳路藍縷到今天招生培養規模和力量日益壯大，成為我國法學教育與法律人才培養制度中的重要模式，進而在法治發展進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其間也走過了一段不尋常的歷程。就在我們收獲累累碩果的時候，也經常聽到來自社會許多方面的爭論與質疑。大到法碩制度存廢和培養目標的獨立定位，小到課程體系建設和教學方法的改革，法碩培養實踐中的諸多問題均需要國家法碩教育管理機構、各級政法部門、培養院校以及所有的法碩學生協同起來，謹慎面對，認真加以解決。為此，筆者立足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進行法律碩士培養的實際經驗，并結合相關問卷調查的統計數據，提出面對中國法律碩士教育的若干建議及展望。
一、確立與制度目標協調統一的法律碩士管理和培養模式
法律碩士(J.M)學位設立的目的在于為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培養高素質應用型的法律專業人才，這不僅是法律教育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方向，而且也成為社會各界的廣泛共識。首先，它借鑒了美國的J.D法律教育模式，以彌補中國法學教育過分偏重學術教育、本科教育之缺陷。我國法學教育長期以來都以“本”為本，基本上是從本科教育開始的，主要是一種學術教育而不是實務教育。而美國的法學教育是研究生教育，以培養面向社會需求的實務型人才為主。考慮到法學是一門涉及到社會生活多方面的經驗性的學科，一個人只有在具備了較為全面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一定的人生閱歷之后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和運用法律，因此美國的法學院一般會要求申請進入本院學習的學生必須要有一個非法律專業本科以上的學位。這樣的制度設計有利于彌補學生由于年齡較小帶來的理論思維的淺顯和社會實踐知識的不足等等弊端。[①]
其次，從招考實踐來看，法律碩士專業從創立之初到現在，一直都名列各高校報考研究生熱門專業之前茅，最多的報考人數，最低的錄取比例，法律碩士一時間成為考研招研的社會新寵，有些教學單位甚至提出要將法律碩士打造成為與MBA一樣的金牌學位的口號，這一切無疑都證明法律碩士的設立合乎社會發展要求，其培養目標定位極端必要、高度可行。
基于此種目標，法律碩士教育和教學的全部工作都應該圍繞著培養寬口徑、重應用、高層次、復合型的優秀人才來進行。但是，這種法律碩士教育的應然性要求與我國現行法碩教育的現實情況和培養模式之間卻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在此結合我們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在2003年底進行的一次關于法律碩士教育現狀的問卷調查，[②]對目前法律碩士教育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簡要敘述。
(1)目前我們在法學學位上實行的是法學碩士與法律碩士齊存的雙軌制，對此有部分大學的法學院也正在進行卓有成效的改革試驗，但究竟法律碩士如何進行培養，還沒有多少經驗和制度設計，許多法律碩士教育單位中仍然沿襲和簡單復制原有法學碩士、博士教育那一套，在課程設置與教學方法上缺乏創新，學習效果差，從而使得法碩教育和培養沒有特色、缺乏應用性，缺乏特色和深度，陷入進退失據的尷尬局面。用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教授的話說，就是：“對于法律碩士，不知是當作法學碩士來培養還是當作法學學士來培養。我作為一名法學教授，同樣存在這樣的困惑。給本科生上課，我知道應當講些什么;給法學碩士上課，我也知道應當講些什么，就是給法律碩士上課，我不知道應當講些什么。到目前為止，也還沒有一套形式與內客俱佳的法律碩士教科書。即使是在畢業論文的寫作上，也存在爭議。”[③]
(2)目前各高等院校法學院相對缺乏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師資力量，其法律教育資源的軟件和硬件兩個方面本來就十分有限，而面對研究生連年擴招的時代背景更是“捉襟見肘”，不僅使之在法碩招生收費和學生住宿安排等問題上屢遭質疑，[④]而且也大大降低了法碩教育水平和培養質量，這已不同程度地影響了法律碩士制度的整體形象和社會評價。目前在校的法律碩士在被問及對法碩教育的總體感受和評價的問題時，只有2.25%的被調查對象感覺很滿意，感覺良好的占17%，而感覺一般和不好的卻分別占到41.1%和39.7%.而對于認為社會可能對法律碩士作出何種評價的問題，有67.3%的被調查者選擇一般，25%的認為較差，而只有7%多一點的認為很好或好。
(3)目前我國高校的法律碩士教育體制與法律職業需求以及司法人員資格認證制度之間相互脫節，相對脫離法律實務，與立法、司法、行政執法部門的溝通和聯系較少，致使法律碩士的就業優勢無法體現，成為法律人就業市場中的“雞肋”。盡管有很多人呼吁盡快確立J.M教育在我國法律教育中的主渠道地位，也已經有不少高校的法學院也為此進行了多項制度改革，將面向法官、檢察官、律師以及公安人員的社會就業問題，看成法律碩士教育的“指揮棒”和“晴雨表”。然而，由于其培養法律碩士的動機和方式均非為著滿足實踐部門的需要，而是偏重于理論性法學教育，培養研究性人才，加之學制較短，法學知識的傳授尚不全面，故此在法律碩士的就業問題上，同法學學士、碩士以及法學博士相比較，總處于劣勢，形勢不容樂觀。在調查問卷中，當在讀的律碩士被要求就自己的就業前景對作一個預期時，問卷一中58.3%的被調查者表示不樂觀;而對報考法律碩士者的調查問卷即問卷二中則有76.3%的認為就業情況會一般。
(4)除了在培養應用性和高法律素質的法碩人才方面尚有欠缺之外，寬口徑和復合型這兩項要求也還需進一步落實。盡管法律碩士學生分階段涉獵了兩種專業的知識和經驗，而普遍(58.4%的被調查者)認為自己理應屬于復合型人才，但也有40.2%的人認為自己的法律理論基礎薄弱，同法學碩士相比處于劣勢地位;另外，對于如何將法碩階段的法律知識學習與原背景專業相結合的問題，回答說不知道如何結合的竟然占到53.8%.
顯而易見，法律碩士研究生報考的高熱度與社會對法律碩士的滿意度并不成正比，二者之間也絕非簡單的數學公式。當前我們的核心任務是：按照法碩培養目標來建(重)構各高校法學院系的法律教育培養模式，改變法碩培養中的“本科化”局面，變單純“以本為本”的法律教育為學術教育(法學碩士、法學博士)和實務教育(法律碩士)并舉，并形成按照兩種人才培養目標和理念執行的兩套可操作的培養方案，最終實現培養目標和培養實踐的平衡。
二、建設結構合理的法律碩士課程體系
在攻讀法律碩士學位研究生的培養方案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課程體系的科學設置問題。課程體系設置的基本宗旨，就是安排結構合理、循序漸進、互為支撐的多門相關課程，實現法碩教育和教學的目標。課程設置的關鍵就是把握好基本的法律知識教育和職業素質教育之間的平衡，把培養學生的法律理念和習得法律實務技術結合起來。
在過去的幾年里，針對法律碩士課程設置這樣一個學生反映比較多的問題，[⑤]人大法學院針對實踐要求，對課程教學進行了大膽改革，改進課程設置，調整教學計劃，使學習更具系統性。按照法碩學生攻讀碩士學位研究生期間，需獲得學位課程總學分保持在45學分以上(其中必修課不少于30學分，選修課不少于20學分)的基本要求，在開設通行的法學必修課之外，注意做到：(1)系統開設多項程序法使之同實體基本法相配套，如民訴、刑訴、仲裁法、行政訴訟法等);(2)對于各個實務性部門法，均安排相關案例法選修課(如民法案例分析、刑法案例分析、民訴案例分析、刑訴案例分析、經濟法案例分析、知識產權法案例分析、知識產權法案例分析等);(3)案例課采取法學院教師與外聘實務人才相結合授課的辦法，發揮兩個積極性;(4)專門就法學新興應用學科和社會熱點領域開設選修課程(如法律經濟學專題研究、信托法、房地產法、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物證技術學等)。這樣一來，盡管法碩招生數量和規模仍相對較大，但是通過面向法學實務，每學期滾動開設近30多門的任意選修課程，既有利于學生各取所需，方便選課，又確實豐富了學生的理論知識，提高了他們從事法律實務的能力。
當然，圍繞著課程體系的設置，教學組織的其他環節也要與之緊密配合，一體改革。其中包括：(1)選任合格的、有豐富法律實務經驗的主講教師，合理安排指導老師，改變法律碩士學生沒有導師的現狀，在選擇指導老師和專業方向方面，應該尊重學生的自主性，而不是靠抽簽或指定的形式，應該充分發揮指導老師制度的積極作用，如建立導師與學生的固定聯系制度，還可以嘗試讓學生參與導師的課題研究和處理案件的活動等等;(2)加強教材建設，組織優秀、精干的法碩教育專家(包括一定數量的資深律師、法官以及立法、執法人員參加)編寫一套適合法碩培養需要的專用教材，并同司法考試與培訓書籍相互配套;(3)鼓勵法律碩士同學學以致用，與法律實務部門相互配合，積極參與各種社會實踐和普法活動，還有就是由法學院統一組織以法律碩士同學為骨干的模擬法庭活動;等等。
針對學位論文問題，我認為按照法律碩士的培養目標，在修滿必要課程學分外，獲得學位的最終環節不應以撰寫畢業論文為唯一條件，也可以是某種調查報告(如案件調查、立法調查等)、畢業設計(如公司上市招股說明書等)甚至于某種特殊貢獻(法醫學鑒定成果、證據認證方案等)。而論文也不應強求多高的學術水平和科研能力，而更應該注重理論聯系實際，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論文選題一般要具體、應用性強，具有可操作性。
三、推進密切聯系實際的法律碩士教學方法的改革
關于法律碩士教學方法的問題，在調查問卷一中，被調查者普遍認為法律碩士的教育方法有待改進，這個比例占到了69.2%，此外還有27.8%的人認為目前(2003年前)的培訓方案很糟。至于具體的改革方案設計問題，有73.9%的被調查者認為應該與法學碩士有所區別。
如前所述，我們對法律碩士的培養目標定位是非研究性專業，換句話說，它要培養的是法律實務人才，而不是理論家(當然也有不少法律碩士選擇考博或立志做研究，但由于其比例極少，暫不討論)。所以，在法律碩士的教育中應該突出其實踐性和針對性。在這方面，法律碩士是有著清醒的認識的，問卷一中，在問及法律碩士相關教學方法的缺陷時，有61.9%的被調查者認為應用性不夠，56%的認為針對性差，而在問及所鐘愛或認為適合的教學方法(多選)時，案例教學法排到了第一位，占78.6%，61.3%的人選擇小規模教學，59.5%的人選擇互動式分組討論，54.2%的人選擇情景模擬教學。同樣，在被調查者的建議中，多數也反映教學沒有針對性，教師沒有考慮到法律碩士的特點，即各有特色的專業背景，而是“一視同仁”。
對此，我們要認真改進教學方法，使其更適合法律碩士的特點。這樣的改進方案，歸結起來有以下幾種，(1)廣泛采用案例教學法;(2)改變現有大班(通常是200人左右的大教室)授課制度，采取小規模教學模式;(3)法碩分班分組，在課前、課中、課后均進行互動式分組討論;(4)針對具體法律問題，在老師的引導下，采取診所式法律教育方式，增強學生的實踐能力;等等。
法碩學生在學習法律知識時普遍感覺到，法律的概念、規則、制度、法律條文都非常抽象，其之所以抽象，因為這是法學家們通過長期對諸多復雜的法律現象進行抽象邏輯思考后歸納整理出來的。對于這些抽象的法學(不僅是法理學，還包括民法、刑法等各個部門法)理論，單純的死記硬背是無濟于事的，很可能一個法律制度，學完以后，能說出其中所涉及概念的定義、法律特征、構成要件，可一遇到解決實際問題的時候卻依舊茫然不知所措。這時候，“案例分析”方法就是將學生在課堂上所學習到的法學理論真正與法律實踐緊密的結合起來的橋梁，它非常有利于培養法碩學生作為一個法律人應具備的能力。
以民法的案例分析教學為例，首先，對于初學民法的學生來說，應該選定一到兩本非常簡明、清晰的民法學教科書，認真讀上幾遍，對書上講到的民法的基本概念、規則、制度都非常清晰的通盤了解。這是下一步進行案例分析加深對民法理論掌握成都的根本前提。然后，學生們可以在得到老師的指導幫助或聘請高年級同學加入的前提下，組成案例分析小組，三五人或七八人都可以，從一本好案例分析的書籍(如果沒有也可以直接從我國各級法院已經公布的案件)中選擇一個案子，發給參與討論的同學。獲得案例后，由小組選出一位負責的學生將案例材料復印分發給大家，同時規定一個時間，讓大家各自研究，寫出案例分析報告。等待開會討論的前四五天由這個負責的同學收上來，交給老師或高年級的同學(或邀請到的法學碩士)，由他們選擇一到兩個主題發言人。在開會時主題發言人先就各自對案例的研究做出主題報告，其他人既可以提問，也可以發表自己不同的見解，通過不同思想、觀點的沖撞砥礫，好的思想觀點自然脫穎而出。會后參與討論的全體學生中分析的不正確的同學應該應反思自己為什么分析的不對，找出原因，發現問題，然后查找資料，進行核對，進而重新學習沒有理解透徹的民法理論，此時他自然會別有一番滋味的。如此從抽象到具體，再從具體到抽象，穿梭于法律與事實之間，循環往復，持之以恒，就會有非常大的長進。
四、完善面向就業和社會需要的法律碩士管理和評估體系
(一)從法律碩士的管理體制上講，招生規模問題、學制問題以及收費問題至為關鍵。
首先，關于招生規模的問題。對此目前學生們的反映比較大。在問卷一中，有51.7%的被調查者認為應當適當縮小規模，44.2%認為應該大規模削減，只有0.6%的人認為仍有擴大招生的余地。實踐中，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許多學校盲目擴大法律碩士的招生規模，把法律碩士視為“創收”的重要途徑，法碩人數的激增必然導致聽課效果的降低。盡管國家教育主管機關最近作出了繼續擴大碩士招收的決策，但如前所述，考慮到目前各高校現有教室、教師等教學資源相對有限，捉襟見肘。因此，一味地擴大招生規模，只會進一步降低法碩培養水平，導致低水平的教育和低水平的就業二者間的惡性循環。因此，在目前的招生規模條件下，不再認為擴大，而是進一步改革挖潛，優化資源，合理安排教室，最大程度解決法碩教學“座位緊，上課難”的具體問題。
其次，就法律碩士的學制問題，有63.5%的被調查者認為應該用三年的時間讀完該專業，只有13.8%對目前的兩年制感到滿意。在問卷一中，被調查者普遍反映，兩年的時間對于法律碩士是遠遠不夠的。對此許多任課教師也是這樣反映。法律碩士入校后，除去寫論文，找工作，真正學習的時間也只有一年多一點甚至不到一年，而即就是在這短短一年里，也無法進行深入廣泛的學習和研究。對此，我認為，應該改革法律碩士目前實行的兩年學制為的彈性學制，一般畢業為2～3年，個別人提出延期答辯的還可以再行延長。在實際操作中，應該針對法律碩士不同的背景，實行不同的或相對靈活的學制，平均下來，一名法碩學生在校修完50學分，應該花3年時間，其中優秀者，則可以提前申請答辯拿到學位。
最后，關于法碩收費的問題。有超過89%的被調查者認為目前的收費偏高，10.1%的人認為適中，0.6%的人則認為收費偏低。盡管各高校的教學水平、所處地域、市場平價等具體情況都有不同，從而導致法律碩士收費不一。但也應該按照公平、公開的原則進行認真討論，關鍵是要做到培養費的收費透明化，然后依靠人才使用市場的供求來決定最終的收費。
(二)法律碩士的質量評估體系
法律碩士的就業，直接或間接地關系到他們的現實利益及其未來預期。一般說來，法律碩士畢業后絕大多數的都會自覺地選擇法律實踐性行業或職業。對于“你未來會選擇什么職業”這樣一個問題(允許選擇1-2種預期職業)，在讀法律碩士選擇當律師/顧問的占59.6%，選擇司法工作人員和國家公務員的則各占43.5%，但選擇教師科研人員的比例也比較高，約占24%;與此略有區別，正準備報考法碩的備考者選擇將來擔任司法工作人員、國家公務員、律師、企業法律顧問的分別占到19.5%、11.5%、28.3%、32.7%，其中律師和企業法律顧問比例最高，在總數之中只有1.8%的選擇教師及科研人員。
總的來說，法律碩士質量評估的核心乃是平均就業率和社會滿意度，這里，真正影響平均就業率的實際上是法律碩士的能力培養和綜合素質。在調查中，幾乎所有的被調查者都認為法律碩士應當注重綜合素質與能力的提高，這其中：實踐能力、法律思維能力、法學理論功底、表達能力所占比例分別為：92.3%，88.1%，48.2%，48.3%.這些要素在法碩教學質量評估方面的內容則還包括課程質量評估、教學組織評估、教學管理評估、教學手段評估、基礎設施評估等等。
五、結 語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我國當下的法律碩士教育是利弊兼有，得失并陳的。我們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法律碩士培養制度，確立培養法律碩士的新理念，尋求培養目標與培養實踐之間的合理平衡。在調查中我們發現，法律碩士教育政策的制定者的政策研判同法律碩士自身的主體意向是趨于一致的，都是力圖早就合乎社會發展需要的法律高水平實務人才，因此，未來法律碩士改革的重心應該放到如何塑造法律碩士的核心競爭力——法律綜合知識與實踐能力——方面來。為此，本文提出確立與制度目標協調統一的法律碩士培養模式;實現法律碩士教育招收管理制度的創新;建設結構合理的法律碩士課程體系;實施靈活多樣的法律碩士教學組織和教學;以理論聯系實際為原則規范法律碩士畢業論文寫作與答辯;完善面向就業和社會需要的法律碩士人才質量評估體系等相關改進意見，以期推進中國法律碩士教育制度的不斷完善，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我深信，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伴隨著法律制度要因應的社會關系的日趨細化和專業化，法律碩士作為法律實踐活動中最有活力的人才群體，將會日益發揮他們的作用和聰明才智。
注釋：
[①]詳細論述可參閱賀衛方教授：《法律教育向J.M教育的轉向》，轉引自《法苑·法律碩士(創刊)號》。
[②]該項問卷根據不同的調查對象分為兩類：問卷一針對的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目前在讀的法律碩士，共發放問卷200份，2003級學生和2002級學生各100份。2003級收回有效問卷84份，其中男生占38.1%，女生占61.9%;文科占65.5%，理科占34.5%;應屆占32.1%，非應屆占67.9%.2002級收回有效問卷84份，其中男生占40.5%，女生占59.5%;文科占66.7%，理科占33.3%;應屆占78.5%，非應屆占21.4%.問卷二則是針對正準備報考法律碩士的應考者，共發放問卷100份，收回有效問卷93份，其中男生占36.6%，女生占63.4%;文科占57%，理科占43%;應屆占38.7%，非應屆占61.3%.(此次調查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法苑》雜志社組織進行的，參加此項調查的包括曹芳、侯巍林、徐婧、余俊、孫莉斯、梁寧、管友發、劉福生、魏巍、石仁勇、呂紅、韓燕等許多同學，其數據是客觀真實的，其中暴露出的問題也絕非人大獨有，其他高校還可能更為突出，可以用來反映法律碩士教育的現狀。)
[③]參見陳興良：《法學的誘惑：北大學法學院法律碩士論文寫作優秀范例·序》，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④]關于招生規模的問題，法碩學生的反映比較大。在問卷一中，51.7%的被調查者認為應當適當縮小規模，44.2%認為應該大規模削減，只有0.6%的人認為仍有擴大招生的余地。關于收費的問題，有超過89%的被調查者認為收費偏高，10.1%的人認為適中，同樣只有0.6%的人認為收費偏低。
[⑤]課程設置的問題是法律碩士學生反映比較多的一個問題，在問卷一中，只有0.6%的被調查者認為目前的課程設置很合理，10.7%感覺良好，而認為一般的占47.1%，有42.3%的人認為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