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成員國產業結構差異、整合前景及啟示論文
歐盟在完成第五次東擴后，面臨新的經濟整合任務。與前四次的擴張和整合不同，歐盟在2004年的擴張是一次異質性擴張，此次擴張后，新老成員國間的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有一定差距。所以，新人盟成員國面臨的經濟整合過程將是差異性整合過程，即在異質性經濟制度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基礎上，對不同質的經濟要素進行調整，提升處于低端的要素水平，提供新的制度安排，協調復雜的利益關系，實現同步發展。
在這一過程中，各成員國產業結構整合是經濟整合中的基礎和核心問題。它不僅是盟內貿易充分發展的基礎，也是歐盟在投資、貨幣、金融以及社會保障等其他領域順利實施整合的保障。從這個角度出發，本文對歐盟成員國產業結構差異的現狀和整合前景進行分析，提出我國未來調整產業結構的對策。
一、歐盟成員國產業結構的差異。
2005年，歐盟15個老成員國的產業結構較為相似。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較小，一般都在2%左右，希臘的水平偏高，為5.2%；工業和建筑業的比重一般在20%至30%之間。其中，德國工業較為發達，比重為25.8%，西班牙的建筑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要明顯高于其他國家，為11.6%；由貿易、運輸、通信和金融等產業構成的服務業在各國經濟中都占有較大比重，均在70%左右，盧森堡甚至達到83.3%。這種產業結構明顯體現出發達工業化國家的特征。而各國不同的產業增長率反映出產業結構總體的發展趨勢。從1999年至2005年間的各產業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看，增長速度最慢的是農業，一般在1%左右，法國、盧森堡、瑞典、葡萄牙、希臘甚至出現負增長；工業和建筑業增長速度居中，各國的平均水平為2.3%和1.9%，多數國家工業的增長速度都快于建筑業。尤其是瑞典和芬蘭的工業實現了較快增長，平均增長率分別為4.9%和4.1%。而在建筑業方面，具有悠久傳統和技術積累的西班牙和希臘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分別為5.3%和4.5%；服務業是發展最迅猛的行業，各國的服務業都實現持續增長，從而使服務業在CDP中的比重不斷增加。
總的看，不論是比重還是增長速度，老成員國服務業在經濟中的優勢十分明顯，產業結構體現出合理化的態勢。而歐盟新成員國的產業結構也大體與老成員國類似。2005年，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最小，平均為4%，但個別國家(如匈牙利)達7.5%；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最重要地位，平均比重超過65%。其中，塞浦路斯達77%，超過許多老成員國。各國工業和建筑業的比重居中，但工業明顯高于建筑業。從新成員國產業發展狀況看，農業從1999年到2005年這10年間的平均增長率最低，平均為1.2%；工業、建筑業與服務業的增長速度類似，平均約在4%至5%之間。與老成員國相比，新成員國的部分國家還屬于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第三產業的同時還要繼續工業化進程。因此，工業發展速度也很快。比較突出的國家是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它們第二、三產業中的各領域均實現較快增長(愛沙尼亞在工業、建筑、貿易與通訊、商業與金融和公共管理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7.4%、9.8%、7.7%、6.2%和4.9%，拉脫維亞在各領域的增長率為5.7%、10.7%、9.8%、8.1%和3.1%)，為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
盡管歐盟新老成員國的產業結構有一定的共同特征，但新老成員國的產業結構之間仍存在一些明顯的差異。
在農業方面。新成員國產業結構的一個主要特征是農業在經濟中所占的'比重相對較大。如，雖然農林漁業在新成員國中的比重從1998年的3.2%下降到2005年的2.2%，但同期老成員國這一比重為1.3%。更大的差異在于農業就業人口占整個就業人口的比重。2004年，新成員國農業就業比重為12.5%，而老成員國僅為3.8%。在不同的新成員國中，農業就業的比重也各不相同。如，波蘭這一比重為19.2%，立陶宛為15.8%，拉脫維亞為12.5%，斯洛伐克為3.9%，捷克為4.2%。一方面，新成員國中農業就業人口相對較多的情況預示著其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于老成員國，事實也的確如此。如，新成員國軟質小麥的生產率僅為老成員國的2／3。生產率低的原因除有限的資本投入外，肥料、農藥或農業機械的限制也是重要影響因素。同時，新成員國不合理的農業結構和行業的低利潤阻礙了資本投人的增加，使農業生產率難以提高。另一方面，農業方面的差距也反映出新成員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因為在這些國家中為滿足基本生存需求而存在的農業人口數量較大。
在工業和建筑業方面。新成員國工業和建筑業的比重普遍高于老成員國。尤其在工業方面。不可否認的是，許多新成員國在入盟前就有很發達的工業體系。如，愛沙尼亞、斯洛文尼亞、波蘭和捷克等。但與老成員國相比，它們面臨技術設備落后和國際競爭力弱等劣勢。這種差距在各成員國工業的生產力水平上可直接體現出來。通過對2005年各國工業人均勞動生產率進行比較可發現，各新成員國的工業生產率均低于歐盟的平均水平。其中，數值最低的是拉脫維亞，僅為老成員國平均值的1/3。與之相對應的是，該年度新成員國工業占就業人口的比例為33.1%，高于歐盟15國28.7%的平均水平。因此，雖然生產率相對較低，但工業在新成員國中拉動就業和保持社會穩定的意義要大于老成員國。與工業相比，建筑業在新老成員國經濟中的比重相差不大，新成員國在該行業中的就業比率低于老成員國，在生產率上也存在著明顯差距。
新成員國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略低于老成員國，但貿易、運輸和通訊服務業的比重卻較高。除斯洛文尼亞外，其余新成員國此項的比重都高于老成員國的平均水平。在金融服務領域，新成員國金融業相對不發達的特征較為明顯，各國比重均明顯低于老成員國。在公共管理和教育服務領域，除塞浦路斯和馬耳他外，其余新成員國的比重均低于老成員國和歐盟的平均水平，這種差異直接反映了新成員國在教育、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方面與老成員國的差距。在貿易、通訊和金融服務方面，各新成員國的生產率水平均低于歐盟25國的平均值，也幾乎低于所有老成員國的水平(只有波蘭和斯洛文尼亞在貿易、通訊領域的生產率高于德國，匈牙利在金融服務領域的生產率高于荷蘭)。但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新老成員國在服務業生產率方面的差距不像在工業和建筑業方面那樣懸殊，也小于農業。
二、歐盟成員國產業結構的整合前景。
各成員國產業結構的差異阻礙了歐盟一體化進程。但歐盟成員國間產業結構和發展水平趨同的可能性很大，且目前已有一個良好的開端。
第一，新成員國各行業的蓬勃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迅速調整為產業整合奠定了基礎。一方面，在保持穩定增長的同時，農業在新成員國經濟中的比重正以較快的速度下降。從1999年到2005年，新成員國中農業全職勞動力的數量下降22%，而老成員國下降幅度為11%，即農業就業人口在老成員國中每年下降1.8%，而在新成員國中每年下降4.1%。這種轉變具有標志性的意義，說明新成員國正處于快速的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另外，新成員國第二、三產業發展迅速，增長速度全面超過老成員國。在第二產業，除塞浦路斯工業的增長幅度較小、捷克的建筑業出現負增長外，其他成員國(尤其是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的發展速度非常快。在第三產業，各國的貿易、交通和通訊業發展最為迅猛，公共管理業的進步幅度也比老成員國大得多。除波蘭的公共管理服務發展較慢外，其余新成員國在各項服務業領域均實現持續增長。新成員國增長率的優勢和結構特點充分反映出歐盟各國產業結構趨同的傾向。
第二，歐盟在政策和制度方面的調節為產業結構整合提供了保障。為縮小新老成員國農業方面的差距，歐盟通過在2000年到2006年間實施支持新人盟國家農業和農村發展特別項目(SAPARD)來幫助新成員國改革農業和相關部門的對策，并大力推行共同農業政策(CAP)。此外，歐盟的結構基金對工業和服務業結構轉型地區也提供直接的資金支持。而歐盟的企業競爭政策、保護中小企業的政策以及為加強科技力量而制定的框架研發計劃、伽利略計劃和ITER計劃等完善了新成員國產業升級的微觀基礎。同時，歐盟還采取金融服務行動計劃和蘭氏金融服務監管程序等措施促進以金融市場為基礎的整體市場機制和貨幣制度的整合，縮小新老成員國在商業和金融服務業方面的差距。
第三，新老成員國個體的努力是產業結構整合的直接動力。一方面，新成員國在參照老成員國的基礎上以歐盟的要求為標準制定一系列產業調整政策。各國在可能的范圍內開始了國有企業私有化進程，充分利用市場機制，適當發揮國家的調控作用，培育本國產業的競爭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如，愛沙尼亞在產業調整過程中鞏固了本國食品加工業和木材加工業的優勢，利用資源優勢大力發展化學工業、建材工業和海運交通服務業；拉脫維亞較為重視貿易和金融服務業的發展，旅游業也取得很大進步；斯洛文尼亞加工工業基礎雄厚，同時具有強大的制造業基地，這為汽車、電子和化工等行業全面參與國際競爭和分工提供了條件。另一方面，出于對勞動力成本、語言文化和地緣等種種便利的考慮，歐盟東擴后，老成員國對新成員國貿易和投資的領域和總量都有所增加，這對新成員國提高各行業的技術和管理水平起到推動作用。同時，老成員國還提供大量科技和人力資源方面的幫助，這使新成員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得到提高。因此，歐盟成員國自我調整、密切合作和互相支持的行為既符合經濟一體化的初衷，又帶動了產業結構整合和經濟的發展。
三、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啟示。
歐盟各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措施對我國具有寧定的借鑒意義。
第一，應大力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業產業化企業(如食品加工企業)，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和生活狀況。從歐盟的經驗看，各成員國農業發展水平差距的縮小是產業成功整合的基礎，而我國農業的發展狀況與歐盟新成員國有相似之處。近年來，我國對農業、農村實行一定的傾斜政策，著力發展農業經濟，使我國農業與其他部門的差距逐步縮小，但仍存在農業部門的企業競爭力較差、農民生活水平不高以及農業支持政策效率不高的問題。針對這種情況，未來我國農業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提供適當的制度框架。如，為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制度保障，或完善相應法律法規。同時，我國農業的發展需要社會保障體系的協調跟進。這需要整個經濟和社會政策體系以及區域發展制度來保證。另外，要大力發展農業的標準化生產，提高農業企業效率和國際競爭力，縮小我國農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第二，完善相關制度和激勵機制，促進我國服務業的迅速發展。歐盟各成員國服務業的蓬勃發展是促使整個區域經濟發展和趨同的重要因素。目前，要處理好我國工業與服務業發展的關系，積極培育國內的生產性服務業，使工業和服務業能相互協調、相互帶動；發揮目前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比較優勢，開拓國際市場，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優化和提升服務業結構，在使之在融入全球生產網絡的前提下，不斷升級，實現現代化；加強對服務業尤其是金融和網絡行業的監管，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第三，進一步完善經濟體制，最大限度地激發企業的活力。企業是產業的微觀主體，只有在完善的經濟體制中才能更好地發展，從而使整個產業煥發生機和活力。因此，我國實施具體產業政策的同時，應注重完善企業制度，而且要適當發揮政府的調控作用。
第四，增強科技研發能力。這是目前歐盟產業政策的重點，也是世界各國在調整產業結構時尤為關注的內容。就我國研發水平的現狀而言，應先從政策層面創造良好的環境，主要是創造有利于吸引投資和開發新市場的制度環境；增加公共投入和一系列資金保證措施；充分發揮企業在研發中的作用，注重科技成果的實際應用性和在部門間、產業間乃至國家間的擴散作用；著重扶植某些特定領域的技術創新，以帶動整體研發水平的提高。
第五，注重人力資源建設。歐盟新老成員國在產業結構方面的差距都源于人力資源建設尤其是教育方面的差距。事實上，人力資源開發是各發展中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對此，我國應首先注重職業教育和培訓，確保人力資源的合理利用，改善整體就業狀況。另外，要注重對科技人力資源的培養，降低研究人員的流動障礙，為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提供充足的人力儲備。推進高等教育體制改革，注重學生實際應用能力的培養，加強對高等教育的投入。
總之，歐盟成員國的產業結構整合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也是一個充滿挑戰和矛盾的過程。但無論是新成員國中尚存一定差距的發達國家，還是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只要抓住發展的時機，采取合理的政策，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都會取得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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